UGC模式下短视频版权保护的困境及其纾解

UGC模式的盛行为用户参与短视频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同时也给短视频的版权保护带来了困境。从实践来看,短视频版权保护遭遇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版权界定存在争议、平台注意义务模糊、用户版权意识薄弱及侵权隐蔽维权困难等4个方面。为纾解短视频版权保护困境,促进短视频产业的健康发展,当下需要在区分短视频类型及细化合理使用标准的意义上明确短视频的版权界定标准;通过明确注意义务范围、完善内容审核机制来督促UGC平台履行短视频版权保护责任;针对不同的主体强化短视频版权保护意识;同时,还应重视技术赋能在UGC短视频版权保护中的作用。

PPP协议履行中行政优益权合法行使的问题与路径

政府在PPP中享有行政优益权,表现为选择签约人、指挥权、单方变更和解除权、强制执行权和制裁权。优益权合法行使有利于积极预防合同纠纷的发生,充分实现公共利益。在PPP协议履行中,存在政府非法行使优益权的现象,表现为侵权违约、不履行行政允诺、不遵守法定程序强制行使行政优益权。滥用优益权的行为违反了依法行政和信赖保护原则。优益权合法行使的问题在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PPP协议的复杂性、对政府失信行为的监督存在立法缺失、内部监督乏力等。行政优益权合法行使的出路在于:在立法中具体规定优益权的行使条件及政府责任;增强政府信用建设;第三方评估机构助推政府合法行使优益权;加强外部监督;等等。

论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既可避免发生未成年人领域受损害的“公地悲剧”,亦是践行国家亲权理念下人权保障的要求。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存在的权责规定模糊、案件来源单一、忽略未成年人群体特殊性等问题。其完善路径为:细化法律规定;聚焦重点领域,积极探索案件来源;案件类型化;多元主体共治,积极、稳妥推进未成年人领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开启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时代。

我国野生动物立法应对疫情的不足及对策

我国现有的野生动物立法缺少对公众健康和卫生安全的表述,导致执法不严、公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频发的环境与健康事件,我国野生动物立法应建立系统性、可操作性强的健康法体系,明确执法标准和执法责任,将公众参与机制与社会监督相融合,并通过强化法治手段来保护我国野生动物和公共卫生安全,平衡野生动物保护和规范利用的关系,从而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我国碳交易实践及其法律促导机制分析——以《巴黎协定》为背景

由于直接涉及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典型公共问题,且可有效促进气候、市场、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有机结合,碳交易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及加快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进而成为世界各国落实《巴黎协定》框架下国家自主贡献的重要选择。从实证分析视角来看,我国碳交易实践虽普遍开展,但其相应法律促导机制还存在诸多不足:国家层面尚缺乏有效、详细的碳交易规则;地方上各地出台的碳交易规范尚待统一;已颁布的有关法律规范内容实效性有待提升。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碳交易制度的实践绩效,未来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适时出台统一的碳交易规则,以加强碳交易法律促导机制的规范性、权威性;完善既有碳交易法律促导机制内容,增强制度的实施性、实效性;适时出台国家层面碳交易平台建设立法,构建统一、有效的碳交易平台体系;解决碳交易有关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中国能源立法的启示

《巴黎协定》对《京都议定书》到期后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做出了承继性规定,进一步细化了全球节能减排的目标,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目标。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之一是希望通过复兴传统能源工业缓解国内就业危机、巩固霸主地位,是对全球治理温室气体进程的重创。进一步分析美国的退出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结合世界能源局势,反思在新旧能源转型时期的中国如何更好地进行能源立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法治理念的能源法律体系,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保护国际交易中中国能源的地位,成为中国能源立法的核心问题。

中国民商法典编纂中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整合与锻萃——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商法典“知识产权编”草案建议稿(黄河版)》

知识产权是市场经济科学技术财产化的产物。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章规定知识产权专节,与人身权、物权、债权并列,极具中国科学特色和重大理论实践意义。民法典编纂第一步已经完成的《民法总则》,承继了《民法通则》将知识产权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类型的特色亮点;但在第二步即各分编草案中,知识产权被排除在外。从知识产权的社会基础、法律属性、价值地位及中国新时代特色与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等方面看,不应放弃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基本类型的准确定位,知识产权制度中的行政性规范和知识产权变化较快等因素不应成为排斥知识产权编入民法典的理由。在完成物权编草案建议稿后,对知识产权部分进行整合锻萃,继续知行合一,凝拟出知识产权编草案建议稿:总则,专利权,商标权,作品创作者权,作品传播者权,其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证书,共七章195条。加上通则编226条,人身权编247条,物权编398条,共1066条。从整部民商法典的结构看,属于静态性、支配性的民事权利类型已经完成,对所剩动态性、交换性民事权利类型的债权与继承权的研究及条文拟定尚待新的努力。

论负面清单对安全审查范围的标定

安全审查制度的不确定性,根植于该制度的功能与目的,旨在保障东道国规制权力的弹性边界。国际法上甚难通过立法或条约解释的方式实现对安全审查制度的协调;国内的安全审查制度立法及其适用更是倾向于维护这一不确定性。负面清单制度已经成为外资管理的基本体制,可以以其统御安全审查制度的运行,以"标定"安全审查的交易范围,提高安全审查制度实施的透明度。

自媒体“洗稿”法律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洗稿”一词滥觞于新闻行业,起初是指新闻工作者以他人已发表的新闻稿为基础,通过改变作品的表述方式,快速将他人的作品在不改变主题的前提下转变为一篇全新的新闻稿。之后,“洗稿”的对象范围扩大至文学作品、自媒体短文、短视频等作品。“洗稿”本质上是一种抄袭、剽窃行为,自媒体的兴起为“洗稿”提供了便利,侵权人利用自媒体便捷地侵犯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规制日益猖獗的“洗稿”行为迫在眉睫。

著作权涉罪案件行刑衔接程序机制的审视与完善

我国目前尚无著作权涉罪案件行刑衔接程序的基本法,相关规定散见于各类行政法规中,没有形成完善的程序机制。行刑衔接程序机制运行中存在案件移送标准不明确、证据转化存在障碍、案件信息共享不全面、案件移送方式存争议等问题。行刑衔接程序机制不应是单向的流水式工作机制,应从制定专门的行刑衔接程序法、明确案件的移送标准、完善证据的转化、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建立案件“双轨”移送模式等方面着手,推动著作权涉罪案件行刑衔接程序机制的顺畅运行。

谱系学:尼采与福柯对主体哲学的批判

谱系学是尼采与福柯思想和批判策略的重要方面。笛卡尔在"我思"中建构起一般主体,开创了近代唯理主义的形而上学,在自我意识中为近代认识论奠定了理性的始基。康德等哲学家通过对理性的批判,捍卫并最终确立了近代主体哲学。尼采把主体哲学的源头追溯到柏拉图主义,在哲学中引入意义和价值,提出谱系学,对真理、善与恶等这些根本价值进行了反思,指出了主体的虚构性,批判了主体哲学。福柯继承尼采的谱系学,把谱系学运用到对西方社会历史的微观分析中。他分析了在西方历史中人如何在真理、权力和个人行为这三个领域里被建构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的同时,也被客体化,成为受规训的对象。因而,福柯把尼采对主体哲学从西方文化角度进行的批判进一步深化为从西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历史建构角度进行的批判,发展了谱系学。

西方思想研究进路反思

国内外学界都对既有思想或者说思想史研究中的方法论进行了争论,对思想研究自身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就晚近对西方思想的研究而言,国内主要形成了以甘阳、刘小枫为代表的“以西方观西方”和以邓正来为代表的“以中国观西方”两种进路。但这两种进路都没能阐明我们研究西方思想时所具有的多重意义结构。作者提出我们应当进行一种具有多维度的自主的西方思想研究。

程序正义抑或具体正义:弗兰克的看得见的正义观辨析

弗兰克通过规则怀疑论和事实怀疑论对法律形式主义进行批判,追求当事人在具体案件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这种实质上的正义,亦即“看得见的正义”。这是弗兰克看似零散的现实主义法律思想背后的连贯的根本诉求。这一诉求把个案中实体正义归结于法官的意志和决断,但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看得见的正义。如果引入施米特的法学思维模式论,扩展对法概念和法律运作过程的理解,那么对于弗兰克的主张,可做进一步转化和深入的理解,即转换为具体正义;从而也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与法有关的正义的理解。

从利益到认同——当代中国权利话语的政治辩证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权利话语从方法和实质两个层面否定阶级斗争政治,同时追求以法律为技术手段的利益政治。这种权利话语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化在产生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诱发整个社会的矛盾。要对权利话语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化进行再政治化,即引入以价值为基础的认同政治,在对权利进行重新论争的过程中产生新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政治认同,对整个社会进行政治整合,以解决我们社会的矛盾,从而整体上促进包括法治在内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

主体间性的社会理论对话——以中国为主体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反思

涂尔干的社会学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存在道德危机,其原因在于功利主义的纯粹个人主义导致在传统的机械团结消失的同时,没有建立起有机团结。危机的解决之道在于以法人团体为依托重建道德。中国与西方社会一样面临道德危机,但在社会结构上是由于国内层面上断裂社会的形成,以及国际层面上世界结构中的强制,在观念层面上则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从而发生原因与西方不同。这要求我们在面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危机时不能直接运用涂尔干的解决方案,而要以对中国的深度研究为基础,从主体间性角度同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进行对话,在以中国为主体对其进行反思性考察的同时,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理论,并对时代进行回应。

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人工智能时代的著作权违法行为,使刑法陷入密织刑事法网与刑法不加干涉两种立场难以抉择的困境,同时造成传统著作权犯罪构成要件的部分要素裂变式扩张,致使刑法陷入规制涉人工智能著作权犯罪时无法可依的困境。秉持前瞻性和人类优先的立法理念,是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理性态度。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应对路径,一方面应在著作权法中明确人工智能创作成果的属性与权利归属,为人工智能创作成果的刑法保护提供前置法根据;另一方面应在刑法中增设新的罪名和刑罚处罚方式,以破解涉人工智能著作权犯罪追责难的困境。

圣人立法与君子行法:古典法治的二重结构

发源于人类轴心时代的古典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厚的依"法"治国义理。它由先秦儒家和古希腊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所创立,巧合地包含着一种精妙的二重结构——圣人立法与君子行法。它以恢弘的历史气度,全面观照国家治理中理想与现实、非常与日常、偶然与必然的二元结构,既尊崇人之"神性",赋予人"以法自治"之权,又正视人之"兽性",坚定以民主法治规约世俗权力,努力在世俗政治中全面成就人。基于对人之差异性的体认,古典法治思想区分"圣人—君子",分行法治之"立法—行法"职权,成就了一种与现代法治存在根本气质差异的"厚重"法治。与此相映,启蒙以来的现代法治有日渐"稀薄"之象,对人性和政治的理解过于狭隘和偏激。就此而言,现代法治需要吸纳古典法治全面成就人的厚重智慧,借以获得更为恒久的历史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