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首次梳理河南近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文献——谈《二十年来河南之文学》兼及周佛吸其人

周佛吸原名周仿溪,是河南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理论批评家,他的《二十年来河南之文学》最早尝试运用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对河南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进行历史梳理与总结。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三民主义文艺观的理论架构,而在其对于河南文学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具有现场感的描述和评价。

元代文学研究的新创获 ——评杨亮教授《混一风雅:元代翰林国史院与元诗风尚》

《混一风雅:元代翰林国史院与元诗风尚》是杨亮教授研究元代文学的新创获。该书从翰林国史院这一制度探讨元代的诗歌书写,运思周至,考述坚确,论述精深,胜义迭出,将学界对元代文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汉末“豪杰之酒”的遗响——论曹操对酒文化的贡献

通过分析曹操酒诗创作、饮酒、献酒和禁酒等行为,探讨曹操对酒文化发展的贡献。曹操的酒诗呈现出刚健有力的诗酒精神。曹操因节粮需要和因酒亡国的古训而推行酒禁政策,但同时也通过功利性饮酒行为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曹操遵循与贯彻传统酒礼,这对当今酒文化的传承具有启发意义。

从“目视的文学”到“耳听的文学”——解放区的方言写作与文体形式的创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作家在改造自我的思想浪潮中更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民间,作家的思想情感逐渐融入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实践,文学创作在不断汲取民间文艺资源中得到本土化与民族化的铸造,诗歌上产生了注重日常口语并诉诸听觉形式的墙头诗及“快板诗”运动,民间说唱艺术也大量渗透到小说文体中,赵树理开创的板话小说体式成为许多小说追摹的对象,新歌剧及新秧歌剧及融说、唱、舞为一体,这些文类在形式上表现出与传统的民间说唱文学更多的历史联系,通过对民间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新形式。方言写作与民间形式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文学对口语和声音的重视,彰显出民族文学之根依然在民间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建构与传统文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建构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当代化实践,其旨归是在当代历史语境下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建构的主要任务可以概述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生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建构须把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理资源纳入其理论实践中。通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当前在场化,中国传统文论从实践主体的本土性塑造、知识资源的保障、思想观念的熔铸三个层面确保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建构的实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建构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转换提供了一条创新路径。

河南大学与词学——河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丛书”序

河南大学坐落于开封。开封,亦称东京、汴梁,战国以来多个朝代建都于此,号称八朝古都,其中以北宋首都最为著名,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与开封结下了不解之缘,河南大学作为百年老校亦得益于宋词之都的“江山之助”,词学教育代有传承,同时也是词学研究的重镇。

文本重写与思想对话——郭灿金《重写“野草”》与鲁迅《野草》的文本对读

郭灿金的《重写“野草”》通过同题创作的方式展开与《野草》的对话,开辟了一条与鲁迅思想对话的独特路径。“重写野草”文本既是他释读鲁迅《野草》的收获,也是借助鲁迅的前文本所催生的自我思考的产物。这看似“机械”的重写背后隐含着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营构,积淀了作者对于个体生命经验的独到沉思。

中西古典音乐差异性及其文化成因探析——以古琴、古典吉他音乐为例

古典音乐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人类的审美意识,也体现了人类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变化。中西方古典音乐是两类极具代表性且存在明显差异的音乐形式。中国古典音乐感性、主观、讲究弦外之音、教化功能明显;西方古典音乐理性、客观、义在弦内、独立发展。而形成这种差异现象的背后,则是中西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世界观、价值观、音乐审美观。

论学术交流新生态下资料室的发展机遇——以河南大学文学院资料室为例

处于夹缝中生存的资料室需要在学术交流新生态下寻找发展的机遇。随着信息时代图书发行、用户需求、阅读模式的转换,馆藏文献资源建设要适应高校的发展战略,资料管理应紧随图书馆的转型而转型;图书资料的采购模式也应从静态被动转为动态主动形式,对文献资源的管理理念则须从以"藏"为主置换为以"用"为主。同时,对原有纸质文献应加强保护,对骨干管理人员亦应强化现代信息技术方面的培训,以提高其服务教学、科研的能力。

浸润农耕文化的审美意识——论南阳八景诗的审美意蕴

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文学在文化环境中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和渗透,表现出文化的内涵。在农耕文化环境中孕育而生的南阳八景诗,浸润着农耕时代的审美意识,带有典型的农耕文化特色。在审美对象上,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场景直接成为审美对象;在思想主题上,诗人们在诗歌中歌咏家乡,反复抒发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在美学趣味上,诗人们关注景观的功用价值,偏好和谐意境与田园牧歌。

论《红岩》改编作品的叙事类型与文化价值

近六十年来,《红岩》小说的改编一直备受青睐,改编类型与改编作品数量繁多。按叙事类型,根据改编作品与原著的关系,《红岩》的改编作品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紧密型”改编与“松散型”改编。两种改编类型并不存在艺术评判价值上的高低,共同作用于《红岩》小说及其改编作品的传播,形成红色经典文学跨媒介传播合力,打造出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在不同时代和代际传承中实现其文化价值。站在大众传播蓬勃发展的当下,深入《红岩》的跨媒介改编,也是为其他红色经典文学的传播提供一种参考,有助于红色经典文学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价值。

论方孝孺与苏轼散文创作的师承关系

明末一代文苑宗师董其昌提出了方孝孺文章“仿苏”的命题,这一命题得到朱彝尊、四库馆臣等人的认同。方孝孺推崇宋文,受苏轼影响,方孝孺的散文观与之有相通之处,即都推崇“辞达”“自然”之说,并在文道关系的认识上具有一致性。比较方孝孺与苏轼的散文,可以考知方孝孺对苏轼散文的师承主要体现在主题、文风和创作手法三方面。方孝孺不仅达成了对宋文的接受,更主动接过苏轼“斯文有传”的重担,与业师宋濂等人一同开启了明代道统文学的先河。

论息县八景诗的艺术特色与文学价值

息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山川秀丽,历史底蕴深厚。现存明清息县方志所见八景诗共112首,涉及诗人27位,八景诗题10个。在艺术特色方面,息县八景诗用典丰富、对仗工整,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八景诗人结合息县的自然人文风光,围绕着固定的景观内容进行创作,彰显出浓厚的地域特色。在文学价值方面,息县八景诗整体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与贯穿古今的沧桑之感,具有独特的文学地域学价值和审美意蕴。同时,息县八景诗在保存息县作家作品、研究息县本土文学发生学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文体渗透视角下萧统《文选》论体观谫论

萧统组织编纂的《文选》具有明显的文体意识,其中包含设论、史论、论三部分在内的广义论体文,既符合论体文研精一理的核心要义,又被赋体与传体渗透,显示了广阔的艺术创作空间。赋体渗透体现在《文选》论体文铺排与对偶手法的运用上。传体渗透包含经传渗透和史传渗透:经传渗透体现在内容上取经之义和论证上引经之语两方面;史传渗透体现在内容来源于史传,具有叙事性质。赋体渗透形成了《文选》论体文的华美风格,传体渗透深化了《文选》论体文的深度,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文选》文学性与现实性并重的论体观。

从《文心雕龙札记》看黄侃的骈散观念

黄侃先后参加了清末民初的骈散文派之争与新旧文学论战,在论争中形成了宏通的骈散观念,他作《文心雕龙札记》,推重刘勰《文心雕龙》的折中之旨以调和骈散。围绕各学派的论争焦点,黄侃从内涵与外延分别定义文学范畴,在兼顾文体纷杂的同时强调声律、辞采的重要性,并主张兼习文笔之体。黄侃秉持骈散并重的态度,力主骈文实不可废,提倡奇偶适变,他兼重命意与修辞,细析并评点《文心雕龙》所总结的声偶文学修辞技巧,倡导为文者创作辞义相称的作品。黄侃通达的骈散观念既对桐城派文采不足之弊予以纠偏,又对《文选》派持论过严之处加以补正,推动了骈文与散文两派的互融。

经典重构:文献学视阈下的宋代楚辞学转型及影响

随着刘向编辑《楚辞》成书及王逸《楚辞章句》的盛行,“楚辞”在汉宋间的篇目与概念基本被《楚辞》限定。而宋代楚辞学则发生了文本(文献)层面的转型,晁补之、朱熹等突破了旧本的思维限定,在更易“楚辞”篇目的同时重塑了“楚辞”概念,还积极拓展了楚辞文献的范畴,实质上完成了一次对“楚辞”的重新构建。宋代楚辞学表现出的文本革新思想,直接促进了元明清时期楚辞学多元化面貌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现代楚辞学的发展。

黄子平“作为方法的文学性”与“十七年文学”研究

“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一个难题。黄子平“作为方法的文学性”将“文学性”作为一种方法,其核心要义是在宏观视野与微观细读的综合中将文本读成“文学”,读出“文学性”。他将这种方法应用于“革命历史小说”的解读上,为我们重新理解“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提供了新的路径。此路径首先将“十七年文学”文本读成“文学”;其次,在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脉络里读出此种“文学性”的独特性;最后,从“文学性”的视野批判文本。从当代文学研究史的角度而言,黄子平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中间意义。

重返《生死场》、女性主义批评与20世纪90年代知识氛围——重读刘禾《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刘禾的《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是《今天》杂志“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重要收获。但是,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生死场》与萧红小说《生死场》之间的缝隙与错位,显示出刘禾以女性主义方法照亮被“民族国家文学”宰制的《生死场》时,有意无意地对这篇小说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解读,从而压抑了小说自身更加丰富的意义可能性。刘禾对《生死场》的解读方式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在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时可能产生的一些偏离和误区,这些偏离和误区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知识范式转换的症候式表现。

董其昌佚文二则考释兼论曹文衡巡抚江南政绩

崇祯年间方岳贡修、陈继儒纂的《松江府志》中载有董其昌所作的《重修松江府志序》,康熙年间平鄗鼎所纂修的《唐县志》中载有署名董其昌的《大中丞曹公生祠碑》。董其昌诗文集《容台集》未载这两篇文章,严文儒、尹军所编的《董其昌全集》对董其昌著述的汇集最为完整,也未载。考董其昌交游、生平及两篇文章内容,二文为董其昌佚文无疑。《大中丞曹公生祠碑》中的主人公曹文衡曾任江南巡抚,在任上政绩显著,为稳定明末江南局势做出过一定贡献。

新文化背景下吴闿生的古文坚守与创新

吴闿生为吴汝纶之子,文名不如其父,但身处古文发展尾声,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他的首部文集收录了1897—1925年间文章,此时正值新旧文化交锋之际。通过对他文章的分析可透视此阶段桐城后学的主要理念及新文化背景下古文生存境况。他受中西文化洗礼,不持中西、新旧之见,以新视野审视旧传统,既举桐城旗帜,又致力打破门户,为文不分骈散,提倡创新,相比姚鼐文的“清新雅正”更崇尚曾国藩文的“奇崛雄健”。他既提倡积学累识,发挥文章治世功用,又提倡文章抒发个人抑郁不平气。通过对吴闿生文章的分析,可看到整个桐城文章脉络的构建、发展与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