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权便是经”思想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程颐"权便是经"命题之研究,主要是从经权含义、经权关系、行权原则、权变价值及其与汉儒"反经合道"说的分歧、与朱熹"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的联系等方面展开的,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与汉儒和朱熹的经权观研究相比,程颐经权观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学术视域较为偏狭,缺乏对其权说思想内涵的全面掘发,分歧和争议问题颇多。分歧问题的解决,薄弱之处的加强,必将有助于程颐"权便是经"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

汉代公羊经权思想研究述评

汉代公羊经权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成果丰硕。这首先表现在论著数量日益增加,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其次是突破"两个对子"的研究范式,注重公羊经权思想文本的解读,探寻其内在思想理路、特质和价值;再次是研究方法多样化,不断拓展公羊经权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尽管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与孔孟和宋明相比,公羊经权思想研究较为薄弱,"问题意识"不突出,借鉴价值尚无发掘等。

柳宗元经权观研究述评

学术界围绕柳宗元"大中之道"这一核心命题,从经权关系、经权原则、经权价值、与汉儒经权观之分歧和宋儒经权观之联系等方面,对柳氏经权观做了颇多研究,成果丰硕。然而,与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相比,经权观研究相对薄弱,经权范畴网络需要梳理,经权思想的逻辑结构需要解析,争议和分歧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刘向论权谋——以《说苑·权谋》为中心

刘向秉持儒道兼宗的学术立场,对权谋作了三个层面的诠释。在伦理层面上,以儒家的公私之辨作为判分权谋与权诈的根本标准,肯定权谋,否定权诈;在认知层面上,将"知命"和"知事"作为权谋智慧的认识论指向,即预知天命,测知人事;在价值层面上,提出权谋智慧以把握社会时势之变、避免决策失误作为价值取向。

王安石权变观研究述评

学术界对王安石权变思想之研究,主要是从经学、哲学和政治三个视角展开的,并围绕"辨义行权""权时之变"的核心命题作了深入发掘和阐释,成果丰硕。然而,与其变法改革、文学思想研究成果相比,其权变观研究相对薄弱,权衡与权变关系鲜有辨析,学术地位尚无确立,相关学术文献需要进一步搜集和整理。

焦循权说研究简评

学术界对焦循经学和哲学中的权衡权变学说作了较多研究,成果颇丰。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或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专题性研究成果较少,权衡权变作为其经学和哲学中的活力因素没有得到彰显,特别是其《雕菰集·说权》(八篇)等权说文献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有助于这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高拱权说研究述评

权衡权变学说作为高拱哲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其研究颇多,成果丰硕。主要表现在厘清与汉、宋儒家权说之分歧、解析高拱权说的逻辑结构、考证高拱权说的得失、彰显高拱权说的学术地位等方面。但也毋庸讳言,在其"权"范畴内涵的解析、创新观点的凸显及其对后世影响等方面还存在着薄弱环节乃至空缺之处,需要充实和加强。

弃沙收金,彰显价值——《高拱研究三编》序

《高拱研究三编》收录论文24篇,设置生平思想、探索争鸣、回顾展望、书序书评和附录五个板块,分别就其学术谱系、著作版本、学术思想、靖边功绩、辩诬正名、研究概况等问题作了全面考述、辨析和评论,以彰显其学术贡献,还原其历史真相,把握其研究动态。附录部分辑入王廷相、吕坤等明代思想家的研究篇章,旨在厘清高拱思想形成的学术背景和脉络。

汉儒权说研究述论

汉儒权说的核心命题是"反经合道"说。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不仅从经学、哲学、政治、法律以及中西比较等视角作了全方位的发掘和研究,而且还凸显了汉儒权说的思想地位,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可谓成果丰硕。但毋庸讳言,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薄弱之处,如与孔孟权说研究相比,汉儒权说研究较为薄弱,尚未建构其思想学术体系,问题意识有待突出,学术视野也有待扩大,等等。

荀子权说研究论述

荀子提出的"宗原应变"、"兼权熟计"和"与时迁徙"三个命题,是构成其权衡权变学说的主要内容。围绕这些命题,学术界作了大量研究,在解析权说思想内涵,梳理权说范畴网络,发掘权说的道德、政治和管理等价值,转变权说研究范式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毋庸讳言,荀子权说研究也存在着与孔孟相比显得薄弱,权说思想体系尚未凸显,选题内容重复,缺乏海内外学术交流和沟通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有助于促进荀子权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高拱争议问题研究述评——兼论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学术界对明代中后期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高拱之研究,始于1946年,迄今已有70年,成果丰硕。这些研究成果中对其改革纲领、靖边事功、为相素质、为政作风乃至性格特征、道德品质等问题存在着巨大分歧或争议。究其原因,在客观上是由于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及其历史文献的不同记载所导致;在主观上是由于研究者秉持的不同学术立场及其对高拱与隆庆阁臣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所引发。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运用矛盾分析的辩证方法,确立历史进步的评价标准,是解决高拱争议问题的关键所在。

高拱与恩师、同年、门生关系考略

明嘉、隆时期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高拱从政三十余年,结成了各种人际关系网络。梳理和考辨高拱与恩师、同门、同年、门生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了解高拱的求学经历和社交范围,也有助于把握"隆庆改革"群体的形成和实态。

高拱与姻亲、乡梓关系考略

高拱作为明代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其故里河南结成了诸多姻亲和乡梓关系。据《诗文杂著》《高文襄公墓志铭》和《新郑县志》等文献记载,与高拱家族结成姻亲、乡梓关系的约有40余人,其中包括既是同年同僚又是姻亲乡梓,或既是姻亲又是乡梓的双重关系。梳理这些关系,有助于把握明清新郑高氏家族的世系概况,也有助于厘清高拱的社交活动和人事关系网络。

高拱家世考述

明清时期,高拱家族可谓河南新郑及周边地区的名门望族。其先祖为春秋时期齐国人子羔,即高柴,至元代凡五十七世,六十八宗。元末明初,从山西洪洞县徙居河南新郑的高成,为高拱六世祖。高拱的祖父、兄弟、子孙大多为官从政,建功立业。在高氏家族繁衍中,还孕育出恪守孝道、孜孜向学,廉洁自律、奉行俭约,扶贫济困、公而无私,敢于担当、秉忠为国的优良家风。高氏家风不仅对高拱的性格养成和为政作风发生了影响作用,而且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高拱的北疆整顿及其功绩

明朝嘉、隆之际,西北俺答频繁入侵、东北女真屡次反叛,北疆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这种困局,高拱一方面大力进行军事体制改革,以提高明军的防御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又力行北疆整顿,并取得了显著功绩,即在西北促成"俺答封贡",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高拱的北疆整顿不仅扭转了明朝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也为其后张居正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开启了"隆万改革"之先河,使隆末万初呈现出中兴之势。对此,明清至今诸多政治家和史学家给予了高度评价。

隆庆阁臣去政之真相——王世贞《高拱传》史实再辨

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高拱传》是高拱逝世后最早出现的一篇政治性史传。该传虽然肯定高拱的才学及其"俺答封贡"之功,但其叙述的重点乃是如何倾轧同僚、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贪污纳贿,大肆渲染高拱"报复"隆庆阁臣问题,曲解隆庆阁臣去政之真相。然而,揆诸历史文献,考之历史事实,高拱与隆庆阁臣去政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崔大华先生对儒学理论结构的诠释

崔先生认为,儒学的理论结构包括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与之相应的有"仁""礼""命"三个基本范畴。社会的理论层面的"礼"从形式上来说是指礼仪,从实质上来说是指伦理关系的等级差序原则和道德情感等精神内涵,从功能上来说是个人的行为规范和治国工具。心性的理论层面的"仁"是儒学道德观念系统的基础,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的德性和忠孝信义的德行,其根源在于人性本善,人们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完善人格。超越的理论层面的"命"是内化于人的道德本性中的可以被人认知的、体验的对象,它是在生命源头处偶然相值而形成的气禀,注定了人生的必然遭际,不是某种外在超越的既定"安排",因此,儒学回应命的基本态度是不因超越的命运之必然而改变自己所应有的道德实践原则、方向和努力。遵循物理科学地生活,遵循伦理道德地生活,在人生实践中追求完美人生。

法家先驱邓析之死考辩

杀邓析者何人?驷歂抑或子产,历来争论不止。《左传》记载邓析为驷歂所杀,而《吕氏春秋》《说苑》等文献明确指出子产杀邓析。从文献考证、史实辨析和文字训诂三个角度来澄清这一争论,可得出结论:子产与驷歂并非一人,"杀"邓析者是驷歂,而"诛"邓析者是子产。"诛"并非"杀",争论的出现正是因为混淆了这两个字的意义。其次是邓析因何被杀的问题。有论者认为,邓析是摇唇鼓舌、淆乱是非以谋私利的"讼棍"。事实上,司法与礼法、个人与权威以及逻辑推理与取譬思维之间的冲突,才是邓析被杀的深层原因。法家和名家通常被礼乐文化目为小人,而邓析兼有名家、法家的双重身份,必然为主流社会所不容。

张载的“化”论探析——对刘君同志质疑的质疑

刘君同志对笔者提出“王安石是变法激进派,张载是温和派”的观点进行质疑,其文所引典籍漏洞百出,结论不科学、不可靠。张载认为,“化”是气之运化流行过程,是一种变化形式,也是人生理想的一种境界。“渐”是气之运化流行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状态,表现为逐渐的、缓慢的、细微的变化。“神”与“化”构成了一对极为重要的范畴,“神”为体,为形而上;“化”为用,为形而下。神体、气化体用圆融,不即不离。

高拱学谱(下)

拱作为明代嘉、隆、万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四期,即奠基期、发展期、实践期和构筑体系期。现综合明清相关史料和高拱著述文献,对其学术四期加以初步梳理,以凸显他在明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