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差异化分层路径探析——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标.为此,不但需要考虑中国的诉求及“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自身建设的需要,也要对其合作伙伴及推进路径做出合理选择.“一带一路”研究的侧重点应从必要性向可行性转变.基于长时段—结构与中时段—局势、历史与现实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宜差异化分层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依循以国家重要性分类为基础的项目分层路径.根据这一分析框架,文章首先确定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的类别归属,进而分析在互联互通维度中国与相关类型国家实施长期、中短期等项目的可行性和利益保证.在“一带一路”项目推进中,中国重点深耕、推进长期项目合作的国家应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而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则应该侧重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所收益的中短期项目.

大国博弈、次区域权力竞争与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以泰国、越南为案例

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大国竞争的区域化及中国推进区域合作的需求等现实问题折射出深入研究区域的必要性。本文以泰国、越南竞争为主线,勾勒了中南半岛地区有别于域外大国竞争的次区域合作竞争景象,阐释了泰国、越南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竞争的机制和表征。次区域强国的自身定位与国内发展利益差异是推动泰、越两国次区域合作竞争的核心变量,而大国博弈的加剧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在机制层面的竞争关系。文章以三河流域机制与柬老越三角、湄公河委员会以及沙耶武里大坝为案例,验证了提出的竞争框架。泰国、越南的竞争反映了域内国家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的角色差异,折射出次区域合作层次互动的复杂性。

泰国区域主义及其主导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的尝试

当前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呈现多层次、多领域交叉重叠的复杂特性。以往对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侧重区域外大国分析视角,本文从次区域内中小国家视角,以泰国为分析对象梳理泰国区域主义的演进历程及其主导次区域合作的尝试。受历史认知、经济实力等因素影响,泰国一直抱有成为中南半岛次区域中心的诉求。总体来看,泰国的区域合作政策存在参与和主导两种不同的路径。“黄金四角”机制和三河流域合作机制是泰国试图将自身打造成区域中心的重要载体,并且,泰国以中南半岛次区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机制呈现出一种“曼陀罗”结构。泰国在区域合作中的角色及对主导地位的追求,揭示了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层次互动的复杂性,也使得中国在推进“澜湄合作机制”进程中需注意泰国在中南半岛地区的地位诉求。

越南区域主义的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

自区域合作受到学界关注以来,作为对一种现象的抽象,区域主义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经历了不同层次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显示出区域合作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特征和内涵差异。本文以越南为研究对象,尝试梳理越南区域主义的演变进程和特征。越南的区域主义经历了对抗、融入、尝试继续主导(至少不希望其他国家主导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等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当前,越南力图以“柬老越三角”“柬老缅越”为主要合作机制,维持在中南半岛的影响力,制衡可能发挥主导作用的外部大国。基于此,越南在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中存在参与和主导双重属性,而后者一直是其区域合作政策中的主线。

次区域权力结构与威胁认知:老挝外交选择的动力

老挝的对外政策选择有深厚的安全动因,次区域权力结构和威胁认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当面临次区域内国家的威胁,需要选择外部依赖对象时,对象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可能性而非单纯的实力是老挝考虑的主要因素。本文以1827年阿努王起义和1977年之后老挝外交政策选择为案例检验了上述假设,认为,泰国与老挝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挝对越南、中国的外交选择。

东盟人道主义援助本土化的演进:以关系性权力的运作为视角

联合国提出的人道主义援助本土化倡议旨在通过自上而下赋权的方式,支持和加强地方应对危机的能力。但因受到诸多因素掣肘,国际人道主义体系的权力结构调整在实践中一直难以推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东盟近年来基于本土自主实践,积极主动地塑造地方领导的人道主义议程。既有研究大多忽视了地方行为体的自主性和自下而上塑造国际实践的能动性。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假定,关系实践是一个自下而上、始于地方的过程。源于关系实践的关系性权力为自下而上的本土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东盟灾害救援合作是人道主义援助走向本土化的生动案例。在经历和应对缅甸风灾、台风“海燕”和印尼中苏拉威西地震这3场重大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东盟通过运作关系性权力,建立了多元多层的地区人道主义网络,确立了“国家主导、区域支持和必要的国际化”原则,促使国际人道主义者反思和调整其传统角色定位。对关系性权力运作机制的探讨和对东盟灾害救援合作的跟踪,有望深化国际实践本土化的研究议程,丰富人道主义援助的经验研究。

“印太”框架下美印战略对接及其挑战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亚洲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发生了急剧变化,“印太”一词应运而生。尽管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有待进一步澄清,但相关国家围绕“印太”已开始构建自己的地区战略,其中以美印尤为引人注目。为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美印两国构建了多个“小多边主义”安全对话平台,再加上两国领导人的强力推动,两国地区战略的对接就有了基础。但由于美印两国地区战略的重心和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双方因为实力的非对称性也疑虑重重,同时又受到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使两国地区战略的对接面临着挑战。

库尔德问题研究新进展——评《动荡中东与库尔德问题》

对于中东学者来说,库尔德问题并不陌生,它是影响中东和平与稳定的两大民族问题之一。相比于阿以冲突,库尔德问题自身呈现的高度复杂性与矛盾性不亚于前者,作为一个对中东地缘政治持续产生重要影响的跨界民族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国外,“库尔德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每年产出的学术成果甚多。由于成果数量庞大,目前难以统计具体的数字。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对库尔德问题的研究要弱很多,无论是科研队伍建设还是成果产出都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通过查询中国知网可见,目前国内发表库尔德问题文献数量超过3篇(含3篇)的学者不超过10人,且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并没有保持对该问题的持续性跟踪研究。

一个中国原则下台湾当局对外司法合作的张力及规制

台湾当局对外司法合作的动机与目标是多方面的,由于受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约束,其内部的"法制""双方协议"及实践形态均具有特殊性。两岸政治分歧、司法管辖权竞合以及第三方承认效力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着台湾当局对外司法合作中的内在张力和外在冲突。面对台湾当局对外司法合作中"台湾主体性"建构以及"法理台独"冒进的企图与风险,应在依循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司法合作事务的基础上,运用国际法惯例和相关国家内部法制,推出相应的规制措施,通过法律、政治和外交途径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的司法共识,规范台湾当局所谓"事实管辖"的效力界限以及整合台湾当局对外司法合作事务,构建以主权和中央管辖权规范"事实管辖权"、以中外司法合作整合台湾当局对外司法合作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