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公寓文化建设摭谈——以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为例

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化,被视为大学生的"第一社会""第二家庭"和"第三课堂"的大学生公寓地位日益突出,作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学生公寓,其所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

高等院校大学生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河南师范大学为例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培养一名合格的大学生,国家在严抓素质教育的同时,也逐渐在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探究河南师范大学传统心理健康监控干预机制仍然存在的问题,学生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通过分析给出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优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

中世纪牛津大学特权兴衰之历史考察

中世纪牛津大学不仅为国王培养了治国理政的人才,而且还为基督教提供了宣扬宗教思想的舞台,故得到了国王和教会的庇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教育、司法和城市管理等各种特权。中世纪末期因市民的极力抵制、国王和教会的反对,牛津大学的司法审判和城市管理的特权逐渐丧失。牛津大学与牛津城之间的关系也从冲突走向缓和,市、校开始和谐共生。对中世纪牛津大学特权兴衰的考察,无疑将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大学发展与统治者、市政当局之间关系的认知。

环境、市场与明清河南解盐引地调整

食盐需求相对稳定,但无论是地质缓慢的演变,还是极端天气的巨大破坏,都会或长期或短期、程度不一地影响盐业生产,进而影响引地食盐的供给,继而催生引地调整的需求。河南解盐引地在明清五百余年间共经历四次调整。从表面上看,是灾害导致了引地食盐产量、质量和价格的变动,其深层原因则是在人为和自然长期相互作用下河东盐池环境变迁造成的负效应累积。引地是食盐专卖体制的基本制度,明清河南解盐引地调整,体现了明清盐业国家治理中“刚性”体制与“弹性”机制的有机结合。

近十年来近代河南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作为河南学术界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近十年近代河南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体内容:一是人口与灾荒,其中人口方面包括人口分布和人口移动,灾荒方面包括灾荒类别、影响、赈灾等;二是妇女、婚姻家庭和婚俗,关注点在于根据地和其他区域妇女家庭以及婚俗;三是社会阶层,包括学生、士绅、工人、商人和农民等;四是会党、土匪与宗教,包括近代河南的红枪会、基督教、土匪等。至于存在的不足体现为研究内容有缺失和史料发掘不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北京政府时期丁恩河南盐务改革探析

北京政府时期,袁世凯以盐税为抵押,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西方国家为保证借款能顺利偿还,派丁恩到中国进行盐政改革,主张取消引岸专商制度,实行食盐自由贸易。由于引商的反对、民众的怀疑态度,丁恩先在河南地区进行改革尝试,额定盐价、调整盐务管理机构、遏制私盐流通等,这些措施的实施虽遇到各种阻力,但增加了河南盐税收入,促进了河南盐务近代化转型。

“以史为鉴”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理性

“以史为鉴”是传统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传统史学历史理性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从周人的“殷鉴”开始,人们便把前代的经验和教训当作处理现世各类事务的依据,“以史为鉴”成为政治家、史学家历史理性觉醒的最重要表现。在“以史为鉴”观念支配下,古代史家的理性思维表现在三个方面:强调完善德行必须读史;立足于现实而思考“以史为鉴”的意义;自觉运用历史知识讨论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以史为鉴”还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主义理性精神,历代王朝内部政治文化结构的相似性、人类认识的局限性、重人事的观念、直书精神和信史原则以及历史境况的复杂性,都成为古代史家思考“以史为鉴”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

1949年后《人民日报》有关慈善的历史记忆

关于1949年后中国社会对慈善认识的变化,学术界的研究还很不够。以《人民日报》为视域,该报在70多年里有关“慈善”的报道,其视角的变化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重点对帝国主义的伪慈善展开“批判和谴责”;20世纪80—90年代,“为‘慈善’正名”;21世纪初至2009年底,“‘慈善’事业蓬勃发展”;2010年初至2023年底,“发展新时期,呈现新特点”。《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其报道的内容自然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导向。新中国成立后该报对“慈善”报道的视角呈现清晰的阶段性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党内政策的根本调整。

清末河南教育会论述

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地方教育社团兴起。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发表《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1907年河南教育会成立。河南教育会的出现不仅受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也受到了历史传统的影响。教育会的发展也大多依赖地方士绅在资金和经验上的支撑。随着河南教育会的持续发展,河南教育上出现了分科课程,新型知识分子也不断地增多。而随着河南教育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它不仅促使了河南近代学校持续增长,同时革新了教育手段,培养新型教师,从而推动了河南近代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有关固始县的历史记忆

民国时期有关固始县的历史记忆,主要包括灾荒与救灾、匪患与治匪、文化教育与社会风气、军事、经济等方面。灾荒、匪患频发且情况复杂,政府(包括军队)、社会组织是治理这些问题的重要力量。教育方面,分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社会风气优劣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军事方面,长期受战事侵扰,并付出了巨大代价。经济方面,偏向于传统经济,主要由农业和工商业构成,发展水平不高,其中,交通与通信业取得了一定发展。

厚重翔实 瑕不掩瑜——《河南大学图书馆史》读后

李景文博士主编、郭鸿昌馆长等人撰写的《河南大学图书馆史》一书于2008年底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乃一部厚重之作,这主要体现在史料翔实,发掘广泛;内容充实,结构整备;秉笔直书,客观公正三个方面。该书的出版意义在于推动了我国大学图书馆史的研究,促进了河南省大学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明确了河南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方向等。至于该书的不足可谓瑕不掩瑜,笔者期待殷殷,愿其在以后再版和更深入的研究中能进一步开拓和完善。

太极家族与乡村社会——基于河南温县陈家沟练拳活动的历史考察

陈氏太极拳不但是太极拳的重要分支，也是中国拳术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作为陈氏太极拳的最初传承人，河南温县陈家沟的陈氏家族在因拳受益的同时，也在一招一式之间影响甚至塑造着当地乡村社会。

高师历史教学乡土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河南为中心的考察

新课改背景下,开发和利用乡土史课程资源已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对高师历史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高师历史教学乡土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方法主要有:开设乡土历史文化专题课程、在通史课程中增加乡土史的内容、指导学生尝试进行中学乡土校本课程的编写、指导毕业生在教学实习中灵活运用乡土课程资源。

1927-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述略

1927-1930年的河南中山大学,是当时国内五所中山大学之一,在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上享有盛誉。它顺应北伐的发展而改组。它的改组与发展,对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院校的建立或发展壮大都有直接的关系。河南中山大学时期,院系与课程设置更加合理,具有留学经历的专家进一步增多,图书馆的馆藏与设备进一步完善,为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强力支撑,众多学子走向社会,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核心素养导向下地方高师院校历史师范生培养的新思考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不仅给中学历史教师带来新的挑战,也给地方高师院校历史师范生培养提出了新的课题。当前,不少高师院校历史院系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培养目标略有偏差、与中学课改脱节、教学技能训练不足、专业素养及教研能力培养重视不够等问题。核心素养导向下,高师院校历史专业需要积极调整培养目标,对接基础教育改革,加强教学技能训练,提高师范生专业素养和教研能力。只有多管齐下、协调推进、综合实施,才能提高历史师范生的培养质量,更好地发挥高师院校服务基础教育的固有功能。

医学类高校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研究——以河南省内医学类高校为例

近年来,高校大学生的择业就业理念发生显著变化。他们逐渐摆脱'毕业即就业'的传统模式,开始倾向于选择在毕业之后以游学、旅游、志愿服务或升学深造等方式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经历一段职业探索期,以做出更为理想的职业选择,即'慢就业'。

《人民日报》有关河南省辉县市的历史记忆

河南省辉县市的历史记忆,是学术界研究的短板。《人民日报》有关辉县市的报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6年8月至1949年初,主要报道军事事件,包括战争过程、群众支前及解放区建设;二是1949年初到1977年间,主要报道农业发展,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及辉县人民干得好;三是1977年到2017年间,主要报道工商、党务政务及文化教育等。作为中原地区地方现代化的缩影,辉县市的发展历程昭示了我国现代化必须是全方位的立体推进才能实现。

河南辛亥革命历史地位新论

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省纷纷独立。以开封起义为标志的河南辛亥革命因晚于其他各省的独立运动,故其地位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凸显。事实上,河南处于封建势力和北洋势力的双重控制下,其革命难度明显高于其他各省。在如此严峻背景下,以张钟端为首的河南辛亥革命者突破诸多束缚,以多样化的革命方式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在河南大地上竖起了辛亥革命的旗帜,为南方革命党人进入北方打开了门户,有力支援了全国的反清革命,并为日后河南的独立奠定了基础。

武昌起义后有关“首义”的历史记忆

1910年代“共和”是时代的潮流,有关“首义”的报道依时间顺序依次为武昌起义、云南首义、马厂首义,首义的归属不具有指向性。1920年代之后有关武昌首义的报道升至首位,延续至80年代,云南首义在20-40年代与武昌首义相伴随,作为国家纪念日延续到40年代,马厂首义则仅见于20年代初期,武昌首义地位凸显。新中国成立后,武昌首义的报道占据主导地位,云南起义与马厂誓师则湮没不闻。整体来看,从舆论界对“首义”的报道变化中,可以看出武昌首义的地位历经了1910年代的首义“之一”,20-40年代的首义“第一”及之后的首义“唯一”的变化。

帝制時代王權主義思維下孔老的歷史定位

帝制時代經學意識形態籠罩下,經學之外的知識類别成爲附庸,孔子與老子的地位亦隨時勢發生變動。傳統知識階層從經學思維角度審視孔老關係,作出“孔先老後”“儒主道輔”等帶有明顯政治意味的歷史定位,遮蔽先秦子學發展的真實情境,同時映射出儒、道争奪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歷史事實。被統合於王權主義話語系統中的孔老,由思想者的角色轉换成王權代言的政治信仰符號,爲傳統王朝維持思想秩序和提供集體道德價值,因而在獨尊儒術的王權政治話語中,孔子地位優於老子成爲必然。王權是孔老歷史定位和獲得社會化崇拜與信仰的權力根源,而隨着帝制時代的結束,王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生存土壤不復存在,孔老齊等或平視孔老應成爲現代諸子學研究的基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