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发展中农民退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农民退出问题,是当下中国政治经济学应当给予高度关注的发展问题,其不仅关系到现代农业、农村区域的发展,也关系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来看,农民退出问题的本质是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关键环节是通过土地资产的显现与置换解决退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诉求,基本途径是政府对能够退出的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购买和对废弃的农村住宅及其他建设用地进行土地整治与乡村更新开发。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体系下治理主体嵌入型共治机制的构建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十九大明确提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统一的乡村治理框架。然而,当前中国乡村治理各主体的"缺位、越位、卡位"、村治组织的弱化以及治理规则的断层等导致各治理主体间相互嵌入机制缺失,影响着三治融合对改善乡村治理的效果。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系需要将"个体(个体嵌入双方关系中)—结构(双方关系嵌入多主体构成的网络结构中)—环境(网络结构嵌入更大的社会环境中)"三个层面放入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构建乡村治理中各主体间相互嵌入的共同治理机制,以形成三治融合改善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载体。

中国房地产经济虚拟性分析

房地产业具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二重特征,中国房地产经济的虚拟性主要表现在对社会资本的过度吸纳、基于投机动机期房购买的过度膨胀以及房价收入比的居高不下。房地产经济虚拟性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经济环境和制度因素,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对房地产资本投资利得对冲的制度缺失以及整个社会对城镇化发展的高度预期,促成了房地产经济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换。房地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定位于"房子是用来住的"基本功能,实施健康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和房地产业发展的规制政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任务及其路径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农业发展的结构性转换。农业生产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明显的特征,突出地表现为"粮食问题"和"农业问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我国农业发展的许多问题表现出显著的"农业问题"特征,即粮食供给、食品安全、产业优势、农民收入及可持续发展等都成为不可忽视的内容。这一发展背景决定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任务,是构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型经营主体和产业体系,形成农业发展的新动能与新业态。新型经营主体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职业经营者,包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涉农企业三类。家庭农场是新型经营主体的基础与引领,产业化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与标志,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支撑与关键环节。因此,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逻辑起点必然是家庭农场的发展,并决定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是,通过制度创新对农业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促使家庭农场内生发展。通过对人地资源相对紧张的欧洲国家家庭农场进行土地整治的具体分析可得出,中国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可实施土地整治与劳动力迁移的操作路径。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偏离与矫正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产生了大量的农地非农化问题,进而导致了农地功能变异、生态和粮食安全问题以及粗放的发展方式等累积负面效应。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构建可持续的城镇化融资机制,注重私权和公权相互制衡下的土地资产开发,从而实现农地非农化向正常态的回归。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心将转移至郊区和乡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乡村进行更新建设和对城镇进行棕地再开发将成为农地非农化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