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一年开封黄河水患与社会应对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黄河决于开封,围城八月,危害严重。以巡抚牛鉴为代表的官员群体尽管做出了积极的应对,并取得了救灾的最后成功,但官员、官役的贪渎行为几乎表现为"群体化"态势,成为灾害发生和持续八月的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以绅士为主导的民间救灾活动广泛展开,为成功救灾发挥出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民间救灾之地位日益突出,这也成为晚清时期的一个历史趋向。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及对策

近年来,河南作为文化大省在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建立起系统的保护与开发机制,普查工作持续进行,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被发现,以"文化遗产日"及大型会展活动为载体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理论研究向纵深拓展;然而不足之处依然存在:原有生存环境今非昔比,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开发意识淡漠,传承人的依然缺乏,点面结合不够,宣传不力。为此,应让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提高地方政府和普通民众的保护与开发意识,保障传承人物质文化生活尊严,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与开发机制,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休闲广场,理清保护与开发的关系等,进而为实现河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服务。

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以炎黄传说及其考古佐证为例

以炎黄时代对应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彩陶为例,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彩陶,器形规整、图案规范、标识性强、影响极其广泛、文化穿透力极强炎黄时代处于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关炎黄的各种传说,囿于文字、族群、地域等不同的因素,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大量出现,并且成为诸子百家实现政治观点的托古对象而受到极大推崇和敬仰。秦汉以后,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

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大运河的延续与衰落

唐宋以前,河南境内的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源头和主干,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已经退出主导地位,成为京杭大运河的辅助通道。这一时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有黄河以北的卫河和黄河以南的贾鲁河,贯通南北的贾鲁河和卫河为其沿岸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催生出了诸如朱仙镇、周家口、道口镇等全国名镇,在南北物资交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因国家政治中心移出了黄河流域,漕粮很少绕道中原,加之黄河水患严重以及新式交通的兴起,河南大运河逐渐衰落,直接影响到了沿岸城镇经济的发展。

洛阳学初论

洛阳学是研究千年帝都洛阳从产生到发展、变迁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学问,属于地方学研究范畴。它既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研究洛阳古代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现代城市发展和未来发展战略,也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洛阳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演进和现代洛阳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共同为洛阳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其研究重点、学术属性等都与"河洛学""洛学""河洛文化"等有着明显的区别。构建洛阳学既是传承创新洛阳历史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加快洛阳现代化进程、建设"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与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内在要求。为此,要加大资源和人才整合力度,开好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成立洛阳学研究会、加大对洛阳学的支持力度和宣传力度,为将洛阳建设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和国际性旅游城市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明代黄河决溢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的影响

黄淮平原位于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黄河以南及安徽省、江苏省淮河以北,是华北平原的南部。明代为保证南北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人为抑止北流,造成黄河改道决溢频发,几乎无岁不灾,灾害范围之大遍及黄淮平原,对黄淮平原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漕运受阻,农业受损,城镇遭淹。官民采取了应对黄河决溢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改变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促进了黄淮平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殷商后期的贡纳、征求与赏赐——以花东卜辞为例

新出花东卜辞属非王性质,占卜主体是商朝贵族"子",其中所反映出的商王、"子"及"子"的下级贵族之间的贡纳、征求与赏赐情况在当时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殷商后期,低一级贵族常向高一级贵族贡纳物品,主要是用作祭品,这类似于古书中的"助祭";低一级贵族举行祭祀后,常把某些祭品献给高一级贵族,类似于古书中的"献胙";低一级贵族田猎有获时,可能也要把部分猎物献给高一级贵族;为展示恩惠,高级贵族也会赏赐物品给低一级贵族。这些活动应是各级贵族确认臣主关系,同宗之间强化宗法血缘关系,以达到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重要途径,贡纳活动应当已经制度化,即形成了所谓"礼制"。

水环境变迁与黄淮平原城市经济的兴衰——以明清开封城为例

水运交通和农耕环境是黄淮平原水环境优劣最直接的体现,明清时期,受频繁黄河水患的冲击,该地区水运能力和农耕环境均受到很大影响,表现为农业经济发展迟缓,城市经济由兴渐衰,开封城即是如此。黄河的频决,不但使其自身航运价值不佳,还冲击了开封城赖以通商的贾鲁、惠济二河,造成水运环境的恶化,同时又淹没城池,破坏农田,削弱了开封城经济发展的内源力。尽管官民多有治理工程之兴举,开封城亦曾达到一定的繁荣局面,却并未能扭转最终衰落的命运。

“光州固始”与中原汉人的南迁入闽

文章首先考述"光州固始"地名由来、政区沿革及其自然人文环境,然后阐明"光州固始"在中原汉人南迁中的地位,最后对"闽人称祖皆曰自光州固始来"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它既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清代司法实践中督抚和按察使的差异化行为特征

清代省级司法主体中,掌握地方最高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督抚大员和作为一省刑名总汇的按察使至关重要。职位的不同,决定他们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按察使常常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就事论事的刑名技术色彩,督抚则更多基于地方行政大局以至君臣关系的考量通盘筹划,对具体的刑名司法问题大而化之,甚至偶有否决按察使刑名建议的情形发生。两者之间的差异化行为特征,不仅反映了近代修律改制之前司法原本就是行政的应有之义,也提醒现代研究者跳出"就司法论司法"的狭隘范畴,还原更为深刻、鲜活的历史场景与人物关系。

先秦时期陶、玉、青铜三大礼器谫论

先秦时期是陶、玉、青铜三大礼器的形成、发展和辉煌时期。陶、玉礼器均由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平等农耕时代的祭器转化而来,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时期登上礼器舞台,并呈现对峙趋势,表现出各有主导的中心区域:黄河流域以彩陶礼器为主导,反映了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发展历程;南方长江流域和北方辽河流域以玉礼器为主导,呈现出神灵崇拜的神秘和威严。到新石器时代末期早期国家的龙山时代,礼器在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表现为陶、玉礼器的融合并重,南方依然以玉礼器为主导。夏商周王国建立以后,随着权力的集中与统一,代表新兴王权特质的青铜礼器迅速崛起和普及,占据了礼器的主导地位,成为国之重器,陶、玉礼器成为附属礼器。

清代中原地区传统家族的耕读传家之道探析

耕读传统是中国家族社会和农耕文明的共性特征,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与核心,耕读传统悠远流长、影响深远。清代河南众多家谱、碑铭和方志显示,中原地区传统家族普遍奉行耕读传家之道,而且是一个需要数代以至十几代逐渐积累、由耕而读的渐变过程。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是此一道路最令人神往的光环。然而,多数家境并不宽裕甚至相当贫苦的家庭在生存压力下,子孙发展呈现出多元化道路,"耕读治家,文武储材"。伴随近世以来家族制度的终结,以及城镇化、土地流转等新的时代变迁,耕读传统如何传承变革、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将是全新的命题。

两汉世家大族兴衰规律探析

两汉时期,世家大族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游学、入仕、建功、置田、联姻等都是世家大族兴起的重要手段,而其衰落有时是瞬间的,比如政治斗争失利、攀附权贵失败等。但总体而言,在世家大族的发展中,家族文化的影响是关键的,如果一个家族中没有通经大儒,其发展就会渐趋衰落。

基督教与葡萄文化——以《圣经》为中心的考察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包含着丰富悠久的葡萄历史文化,不仅保存了大量上古和古代葡萄文化资料,记录了当时葡萄的分布、传播,葡萄的加工,葡萄业管理,葡萄的贸易与消费,葡萄与社会生活等诸多葡萄文化方面的重要内容,还反映出葡萄文化在宗教、社会生活、文化中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及基督教对葡萄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贡献。

“洛阳学”与“中原学”内涵关系探析

作为地方学,"洛阳学"与"中原学"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地方学概念。"洛阳学"研究的是洛阳地区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中原学"则研究的是整个中原地区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洛阳学"是"中原学"内涵的核心,两者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共性。区别在于,"中原学"研究的地域范围、文化内容与内涵比"洛阳学"更加广泛,二者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不同的表现。

论河洛文化的核心内涵

河洛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层次从外到内依次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河洛文化的内涵中有两个带有标志性的文化现象,一是河图洛书,二是二程洛学。这样的文化背景催生了河洛文化精神:中国意识与大一统思想;中和、和合思想;爱国为民、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精神等。

中原夏文化研究新探索的思考

中原夏文化研究历经百年,经历萌芽、发展、高潮、沉寂、振兴五个阶段,在夏文化定义、夏文化区域、二里头遗址考古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理论瓶颈、信心危机、周边挑战等诸多问题。应该排除困扰,回归考古材料与文献结合的正道,做好夏文化遗址考古,加大夏文化考古与研究的宣传力度,进行夏文化公众考古工作。

殷墟卜辞所记“■示”即“鲧示”新探

夏部族祖先鲧以治理洪水、造福于民而著称于世,故文献多记鲧曾被夏、商、周“三代祀之”。夏代文字迄今尚未发现,但夏人祭祀自己祖先鲧殆无疑问。殷墟卜辞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本文认为卜辞所记“■示”应释为“鲧示”,是商人祭“鲧”的真实记录,故后世文献所记夏鲧曾被“三代祀之”应是符合实际的。

几件吐鲁番回鹘文买卖文书及相关文书的探讨

在《奥斯迷失·托合利里卖葡萄园契》等三件吐鲁番回鹘文土地买卖文书校勘的基础上,对此三件文书及相关文书所揭示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文书的时代属于蒙元时期毫无疑义,更可能属于蒙古国太宗(1229—1241年)之后的蒙古国时期。文书反映出回鹘时期古代吐鲁番地区人们从经营田地到兼营或完全经营丝绸贸易理念的深刻变化,也反映出当时丝路贸易的繁荣,是古代吐鲁番地区作为丝路贸易中一个重要丝路重镇的佐证。同时,从文书人物关联的角度,复原了奥斯迷失·托合利里家族的简要谱系;相关文书《婚丧费用记录》实际上是奥斯迷失·托合利里家族长子继承人一房婚丧费用的部分记录。

“覃怀厎绩”与黄河文明

唐虞之世,禹在覃怀治水,将黄河沿主河道向东北一直疏导到漳河那里,然后向东注入大海。洪水控制体系在此建立起来,加上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并出现龙山文化城址,标志着黄河流域的覃怀地区已经进入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