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农村留守妇女发展状况研究

据统计数据显示,河南省已经有600多万农村留守妇女,她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扮演着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和新生活创造者的重要角色。因此,充分认识现实生活中农村留守妇女发展存在的相关问题,探索操作性强的社会支持途径,对促进农村留守妇女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增进社会和谐都有重要意义。

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道德价值浅谈

本文以道德价值为切入点，从对传统文化观察点的新切入、对中原传统文化道德价值的再认识、中原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中原传统文化中的德性救赎四个方面探讨中原传统文化在塑造道德人格方面的意义。

符号文化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

任何成功的文化产业都包含符号文化的因素,同时也是符号文化运用的典范。符号文化不仅是孕育文化产业的土壤,同时也是文化产业赖以发展的重要资本。从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特定符号文化转化并催生发达的文化产业,需要具备某些必要条件,如特定文化符号的广泛传播、创新基础上的复制、成功的商业运作、法律及知识产权的保护等。通过符号文化的创新,推动中国新时期文化产业的振兴,不仅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思路。

伦理与道德的中国哲学思考——兼与廖申白先生商榷

在中国语境中,伦理指儒家的"仁",道德指道家的"德"。在后世的发展中,二者以某种内圣外王的方式互补展开,既解决人生的安身立命问题,也解决大一统前提下政治上的治乱兴衰问题。这种思想方法背后由一种共同哲学理念支撑,从而导致中西迥异的两种哲学理念和两种思想方法。中国人不设定先验绝对的本体,不求真而求道。这迥异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理智"的理解。

从《庄子》自然哲学看“李约瑟难题”

庄子的自然哲学何以迥异于牛顿科学而能够成为当代科学的哲学基础?一元-自因-时间性的中国哲学何以需要易学的最简关系式,并与一神教的二元-他因-空间性哲学相对而立?从天人关系、事物自化、气的量子论解析、气学结论和定义、有机自然哲学的科学观察等五个方面对《庄子》文本进行疏理,可对中国科技领先1300年之后遽然落后的"李约瑟难题"给出一种说法。

发展河南县域节能产业的若干思考

县域经济是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河南作为农业大省、人口大省,要实现中原崛起,关键在县域经济,难点在县域经济,潜力也在县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发展县域经济的思路清晰,措施得力,县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促进了河南向经济大省的跨越,从根本上改变了河南的经济社会面貌。但以更高的标准审视,河南县域经济发展还面临着一些挑战;与先进省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本刊特组织刊发四篇关于如何发展壮大河南县域经济的研究文章,以期为加快河南县域经济发展,最终提高全省经济综合实力献计献策。

自由与秩序视角下的汉代政治文化解读

以自由与秩序的政治理念考察汉代政治文化,其呈现道治自由与礼法秩序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汉初道治自由和自然秩序确立理想的皇权与皇权自由,然后礼法秩序和孝治自由确定规范的体系和臣民自由,推进皇权大一统形成政治伦理一体化的政治文化框架,融铸其生活情感、理论认识和政治实践。

品读邬昆如先生的《人生哲学》

邬昆如先生在其《人生哲学》一书中,全面探讨人从如何活到为何活的心路历程。本文对此书的特色和不足之处分别加以点评。

论墨子思想中的“利”与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墨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其"兼爱"、"非攻"、"尚同"、"尚贤"、"节用"、"节葬"等一系列思想主张,勾勒了他的和谐社会理念,反映了我国自古以来劳动人民对美好社会的热切渴望和不懈追求。其中,"兼爱"与"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墨家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思想。因此,重新诠释墨子和谐价值观及其伦理思想,对于我们构建和谐人际、和谐国家、和谐世界将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试论儒道学说的文化渊源

颛顼"绝地天通"后,超部落的共同信仰出现,并形成了超越部族界限的中原文化。这一文化的重要特点是重神权与巫权。商周鼎革,周人在反思此一巨大成功、论述其政权来源正当性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旧中原文化"的"新中原文化"。其特点是人文理性的觉醒,但它包含在对"道德之天"的信仰中。儒家学说的文化渊源是周人创造的"新中原文化";道家学说则渊源于"旧中原文化"在春秋时期的新发展。

“三平”精神融入道德建设的路径研究

"三平"精神根植于中原传统文化积淀,生发于当今时代改革大潮,是中原人群体性格的时代绽放,是河南人道德精神内涵的自我提升。"三平"精神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道德因子,具备与道德建设整合的天然意义。把"三平"精神融入道德建设,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政府的表率作用,切实加强舆论宣传,精心构筑各类平台,合理区分不同对象,结合"三平"精神的共性与个性,寻找一条既契合其内在规律要求又在实践中易于操作的现实路径。

当前我国内地城市廉租房建设与管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廉租房是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内地城市廉租房建设与管理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廉租房规划建设采取集中建设的布局模式,在实施中出现公共服务设施不配套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二是廉租房住户退出难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困扰政府主管部门的最大难点;三是廉租房建设在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有必要整合现阶段我国有关廉租房的政策法规,借鉴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推行廉租房的实践经验,使我国内地城市廉租房建设与管理真正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试论阴阳五行说的意象思维特征

阴阳家是先秦时期中国学术中十分重要的十家之一。阴阳家所说的阴阳五行既是物象、气象,又是意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符号。这里强调阴阳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意象,就是说它们不是自然界纯粹的物象,相反它们是作为古代思想家认识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所使用的一些隐喻,是通过类比、比喻等直觉思维所得到的哲学概念。阴阳家正是借助于这些独特的意象概念,在观察、认识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时候,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意象思维,并以此来"解释宇宙,范围历史,整理常识,笼罩人生"。

论墨子的“兼爱”精神

在墨子所强调的十项思想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中,"兼爱"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一项,而其他九项则是"兼爱"的深化与拓展。墨子所倡导的"兼爱"是指关怀每一个人而不论他是否与自己有血缘亲属关系,也就是指一种不分亲疏、不论贵贱、爱人如己、一视同仁的普遍的爱。这是一种与"交利"、"非攻"、"正义"、"自爱"、"天爱"统一的爱。墨子希望通过"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兼爱"精神来构建爱的秩序,以求达到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和谐。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

从乙丁制到昭穆制:儒道互补的历史渊源

殷商乙丁制是地缘共生的两个血缘族群轮流执政的政权继承方式,具体是"兄终弟及"和"舅死甥继"两种继位方式;西周时期改为单亲男系的"父死子继",乙丁制却以昭穆庙制的方式延续下来,为后世儒家造成解释上的困难。道家老子思想的历史源头在殷商,儒家孔子思想的历史源头在西周。通过从血缘继替和地缘共生角度对儒道历史渊源的考察,可以厘清儒道两家在重血缘和重地缘上的纠葛。

论冯友兰对中国自由民主之路的探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在建构中国哲学史范式和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同时,又对政治哲学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探索。这一探索的成果是:阐发了中国传统哲学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思想,探索了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高扬了作为自由民主堡垒的大学精神。很显然,冯先生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很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而他对于中国到自由民主之路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应然之“自然”到应然之“我”——试论老子在自我问题上的主张及其理论前提

在《老子》中,"道"不仅是世界本原,还是价值依据。作为价值依据的"道"受"自然"的规范。《老子》中的"自然",不是实然的描述,而是一种判断、规范,乃是应然之自然。"道"作为最高范畴,受"自然"的规定,"自然"实际上成为价值标尺。由于老子学说本质上属于价值理论,因此老子在自我问题上肯定的不是"形躯我"、"认知我",也不是"情意我",而是"价值我"。

再论冯友兰的大学理念:“为学术而学术”“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

冯友兰先生的一生大约有70多年的时间都是在大学度过的,可以说大学几乎成了冯先生整个人生的舞台,他在那里学习、工作、生活,上演了一出出丰富多彩的人生活剧。具有世界眼光的冯先生对于大学的理解可谓是独到而高远,他所提出的"为学术而学术""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等大学理念,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思想,而且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道德经》自由理念的现实观照和本体考察

如果说中华民族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内圣外王之道,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逻辑分析和结构功能认定意义上的内外之学。本体考察为内,现实观照为外,从本体论的高度考察自由这一高端概念,观照其现实的外王落实,人本主义的结论是:一重化生活世界中的自由小于但却高于一神论商业文明中普泛化了的主义性自由。在"太上"、"无为"的前提条件下,怎样达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效果,让人人拥有"百姓皆谓我自然"的非强制感和自由自适的快乐幸福有尊严的生活,是《老子》文本具有的现代品质。把《老子》理解为"君人南面之(道)术",在以隐为旁观之超越义上,老子提出了一套抽象的政治("道生法")理想和"无为"原则。君道一体还是君道分离?怎么分?如何合?这是考验民族政治智慧和文化软实力的重大课题。道家之"道"既是可信赖信仰的恒常本体,又可以进行知识拷问;道家之"德"则是显现在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中的"道"。拟于一神教商业文明的自由性,道可以理解为神的大自由,德作为道的分项,可以理解为人的小自由。这样,中华文明中人的非原罪性就在本体义上得以诠释,黑格尔的中国一人"自由"说,也可以给出一个中性的知识论性质的回应。从外王层面看,《道德经》可理解为老子从正反两面对圣王的训诲和警戒,告诉他该怎么做,不能怎么做,因为,道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道的柔弱性源于道的无形性,落实到圣王层面就是要求强者尊重弱者,权力方对权利方做事要有柔韧性,胡适晚年一再强调"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正是此义:上宽容则下自由。从反面说,"民之饥"、"民不畏威"、"民不畏死"三章,是要挟圣王在柔弱中"勇于不敢"①。《道德经》中的战争论述是史官现实感的表现,不仅与《庄子》"无君派"诸篇②在理念上相呼应,且与儒家"汤武革命"和墨家的平民情怀共同构成"替天行道"观念的思想基础,对朝代兴衰更替中的儒道互补历史动态平衡现象具有巨大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