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涌现了一批城镇化水平高、经济实力强、发展速度较快的经济发达镇。新时代,有效提高经济发达镇发展质量,需要进一步拓展经济发达镇的发展空间,深入探索经济发达镇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赋权工作,推进分类改革、优化行政层级设置、依法扩权强镇、科学合理用编用人制度、改革财政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整合行政管理资源,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等,期冀为进一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及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

公共服务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微观路径之一。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地方政府在供给方面存在供不应求、供非所求、供给低效、供给不均等问题。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必须直面问题,破解影响公共服务供给的动力困境、能力困境、运行困境。为此,一要强化服务和法治观念、纠正激励机制偏差、强化外部压力,激发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动力;二要着力提升地方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决策能力、管理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三要强化评估监督效力、提高公共服务协作水平,改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运行环境。

提高政府履行应急管理职能的能力

中央政治局5月29日进行第23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公共安全问题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做好公共安全工作。要着力抓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水平。8月12日，天津港瑞海公司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及近期各地频发的重大突发事件，再次把公共安全问题推入公众视野，再度把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和领导干部的应急处置能力变成公共话题。

进一步深化河南省乡镇机构改革的前瞻性研究

我国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即将启动。河南省是全国第一农业大省、第一农村人口大省、第一产粮大省。乡镇工作作为政府工作最基础的环节,其改革和运行情况如何,关系尤为重大。应在明确进一步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思路的基础上,扎实推进乡镇政府的"两转两提",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调整乡镇政府人员管理政策,完善乡镇政府人事管理机制;改革县乡管理体制,理顺县乡关系;改革乡镇事业单位服务体制,建立"以钱养事"的服务机制。

新时代河南健康养老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河南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具有基础条件优越、市场潜力巨大以及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基础坚实等优势,但同时在产业基础、政府投入、资金来源、服务质量、体制机制、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短板和不足。发展健康养老产业要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的基本格局,从构建多层次立体式健康养老产业体系、推动养老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多元化健康养老供给主体、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着手推进。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是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力量。社区社会组织在补齐基层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居民参与、维护社区稳定、培育社区文化方面可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以回应居民需求为价值引领,以专业能力保障功能发挥,以激发情感认同共建治理共同体等是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理路。当前,社区社会组织正面临组织内生动力不强、服务供给回应性不够、社区情感动员力不足等实践困境。为此,应从加大资源支持和引导力度、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强化情感认同培育等方面着力优化。

视觉重构:数字化传媒时代红色文化传播的困境与突破

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步入图像文明时代。作为"看"的艺术,视觉重构理论能够激活人的心理动机和传播机制,红色文化的传播也遵循这一规律从而实现可持续性传播。视觉重构理论下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运用数字技术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实施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并在此基础上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的可视化元素,凸显红色文化区域特色,激发受众与该文化的情感共鸣与思想共振,以联动理念打造红色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矩阵,为视觉重构理论下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保驾护航。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的过程中要避免视觉图像极简化的表象审美,以免陷入人造图像世界的视觉狂欢,忘记红色文化的传播初衷。

智慧治理:“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智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正在推动新一轮政府转型。在"互联网+"背景下,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技术等已经全面渗透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面对知识信息社会、数字经济深入发展、信息技术与政府管理深度融合等新的治理环境,如何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和质量,既是各级党委政府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公益性与自主性: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的双重价值目标

公益性和自主性是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的双重价值目标,两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侧重点。公益性主要体现在组织性质上,自主性则主要体现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在监管机制上则要体现公益性和自主性并重。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的关键就是在强化公益性与激发自主性之间取得平衡。

科学优化事业机构编制资源

科学优化事业机构编制资源,直接关系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的实现,关系着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科学优化事业机构编制资源,要准确把握五个原则,进一步深化行政事业体制改革,实行总量控制,加强法治建设,创新管理方式,加大督查力度等,创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体制。

精准扶贫战略的现实困境与突破

消除贫困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自2013年11月习近平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之后,精准扶贫成为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的战略导向,是对接经济新常态要求、优化配置扶贫资源和提升发展质量的政策回应。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截至2016年年底,全省有52个贫困县、4700多个贫困村、350万农村贫困人口,分别占全省县级行政区划的近一半、全省行政村的10%左右。

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201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制定了较为完整的目标设计。当前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理想目标尚有一些距离,主要表现在改革目标定位不清晰、政事关系调整不到位、资源配置方式不科学等方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坚持公益属性的引领作用、重塑政事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完善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调整和深化改革。

我国社区治理风险态势与处置对策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主战场。从风险态势看,社区治理面对的风险有环境风险、结构性风险、制度性风险、认知风险等,这些风险具有出现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并存、转化的不平衡性、影响的层次性、共生与发展性、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等特点。当前,社区风险治理存在重应急处置轻风险防范、重行政力量轻多方参与、重传统经验轻专业支撑等问题。要推进社区风险治理,须强化基层党建引领,构筑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科学制订应急规划,完善社区风险治理机制;重视培训与技术运用,提高社区风险治理专业水平。

北宋君权制约机制管窥

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之下，君主以一姓之私独占天下利益，在整个国家政治系统中，拥有绝对的地位与尊严。传统君主专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不都是秦始皇、明太祖那样的绝对君主专制统治模式。中国传统社会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君主专制模式下的君主行为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有时候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削弱，从而制约了君权无限制膨胀。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深化“放管服”改革探析

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程度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放管服"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抓手,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当前,"放管服"改革面临简政放权不彻底,监督管理不到位,服务效率不够高等问题。深化"放管服"改革,应不断激发"放"的活力,强化"管"的力度,提升"服"的品质,在市场准入、创业投资、企业经营、社会法治、政务服务、公共政策等领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副职如何提升角色定位能力

正职和副职的密切配合是决定领导效能和集体领导水平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实际领导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正职与副职之间的“不和谐音符”：有的正职大权独揽，副职难以正常发挥作用；有的副职喧宾夺主，正职的权威不足；有的副职不敢大胆工作，畏首畏尾；有的副职一意孤行，擅作主张。

乡村振兴战略下优化农村金融服务探析

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通过金融“活水”激发农村产业发展活力,激活农民致富增收动力,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当前,农村金融服务面临制度不健全、主体职能失调、金融服务资源可及性不足等问题。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不对称与不完全等信息约束、农村金融市场的高风险特点等是主要制约因素。注重制度建设、完善风险与信用体系,优化职能发挥、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健全内部治理、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是推进农村金融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对策。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防灾减灾救灾政策变迁分析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我国防灾减灾救灾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内容丰富,为能力提升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然而,每项防灾减灾救灾政策的出台,都是由诸多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解释框架,以防灾减灾救灾政策变迁作为切入点,分别对防灾减灾救灾政策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及政策之窗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阐释了防灾减灾救灾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进一步检视了多源流理论的解释框架在防灾减灾救灾政策新领域的适用性。

文化遗产巨灾防控法治力提升研究——以巴黎圣母院等“三大遗产火灾”为例

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更是世界文明的体现。文化遗产灾害事件的发生,作为多种致灾因子聚合作用下的结果,难以避免,也是文化遗产巨灾防控法治能力不足的必然结果。巴西国家博物馆“国家不管”、日本“首里城”消防设施缺乏,以及巴黎圣母院的火灾防控能力不足等,可能被国家的投入不足、遗产修复以及遗产法典作用力有限等外观掩盖。“三大遗产火灾”事件证明,提升国家的文化遗产巨灾防控法治力刻不容缓,尤其是加强文化遗产防灾投入、完善文化遗产具体保护措施法制化保障,以及明确严格实施灾害事件主体责任,做到依法保障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