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知识与科学--陈阿江教授谈环境社会学研究方法

21世纪初以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快速发展,河海大学社会学系陈阿江教授是这一领域的领跑者和代表性学者。他长期深耕于工业污染、面源污染、环境健康、垃圾治理、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诸多环境社会学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专著《制度创新与区域发展》(2000年)、《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2010年)、《“癌症村”调查》(2013年),《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的困境与出路》(2016年)、《面源污染的社会成因及其应对——太湖流域、巢湖流域农村地区的经验研究》(2020年)等多部;在《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社会学评论》、《探索与争鸣》《学海》《江苏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或摘录。2022年主持创办《环境社会学》集刊并担任主编。

环境社会工作论纲

发展环境社会工作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环境社会工作自身学科发展的内在必然。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环境社会工作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针为指导,以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方法为支撑,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工作核心,致力于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环境社会工作秉承社会工作的传统,旨在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因环境损害而产生的健康问题、心理问题和贫困问题以及调解环境损害引发的社会冲突;通过培育大众环境意识、引导民众绿色环保行为,推动生态自觉;通过推动环境社会组织发展、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参与政府环境治理,服务政府环保政策的决策和实施。

耿车模式环境转型的社会逻辑——创新扩散视角下的产业转型分析

环境议题在20世纪80年代热议的耿车模式中虽未提及,但已孕育其中。随着废旧塑料行业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已有研究关注污染行业“关停并转”等形式的运动式治理或治理过程中的冲突,本研究则关注市场主体的环境反思与主动转型的社会机理。借鉴创新扩散理论,结合中国村落社会特点,将市场行动者群体划分为创新者、追随者和保守者3种类型,在创新采用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主体、社会网络、扩散机制各不相同。首先,鉴于耿车污染问题的外部建构力量不足,由创新者基于专家讲座、外出考察、致病经历形成反思性环境认知是耿车模式环境转型的原初动力。创新者积极寻找转型出路,尝试家具电商产业,发挥领头羊作用。其次,家具电商产业技术简单、容易模仿,在熟人社会中可以得到迅速传播与扩散,众多的普通经营者成为追随者,逐渐形成替代性产业,为后续运动式环境整治提供缓冲。最后,从事废旧塑料产业的“保守者”在政商社会网络的支持下,从抵触转而“配合”地方政府的“铁腕治污”。然而,废旧塑料回收加工行业中的环境悖论,即局部地区的负外部性与全域的正外部性,应引起政策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由地方实践到国家政策——地方环境治理实践创新扩散的一项研究

地方实践迈向国家政策早期主要发生于经济和民生改革领域,近年来,绩效显著的地方环境治理实践被吸纳为国家政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自下而上型环保实践创新扩散现象。当前,环境治理地方实践形成了目标指向维度的撬动资源型和满足民生需求型,空间范围维度的单处试验型和多地探索型,实践历程维度的顺利型和曲折型等多类型分布。迈向国家政策的地方实践具有发轫于东部地区居多、从探索到全面扩散的历程趋于缩减的时空特征。具有治理绩效是地方环境治理实践跃升的基础,但这只是前置条件。创新扩散存在着结构性驱动机制,地方实践与国家政策之间的总体性连接机制包括环境治理的制度化需求、地方政府的竞合机制、条块上下的良性互动、政协人大的建言效应以及学媒两界的造势效应。深化对自下而上型环保政策生成逻辑研究,有助于推动本土环境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当然,针对基层环境治理机制创新热潮,政学两界亦需要一定的冷思考。

环境治理视角下的发展模式演变研究--基于耿车与其关联模式的比较

耿车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颇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之一。由于环境与产业互为嵌构的特点,后续的环境治理成为其发展的重要影响变量。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及查阅文献资料,对耿车镇以及与其关联的光武镇、沙集镇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针对早期极其相似的废旧塑料回收加工行业,耿车镇通过环境治理而取缔,并由家具电商行业来替代,光武镇则采取相对温和的措施进行环境治理,并向塑料深加工方向发展;继废旧塑料行业之后,耿车镇对家具电商产业采取严格的环境整治措施,而处于行政区内相对边缘的沙集镇没有采取激进的整治措施。文章通过比较发现,环境治理对地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定性仍然起重要作用。

从个体理性到制度理性: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制度创新研究--以C市为例

近年来,中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的行使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本文以G省C市人大的环境监督为切入点,分析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如何从个体理性向制度理性模式转变,并从制度合法性角度揭示这种内在转变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对环境等民生问题的监督成为了地方人大监督的重点领域并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而其制度化主要源于法律资源为主导的形式合法性。可以看出,我国的地方人大监督呈现出与西方议会监督制度不同的发展路径。

“癌症－污染”的认知与风险应对--基于若干“癌症村”的经验研究

目前医学上尚难认定"癌症村"中的"癌症-污染"关系。但在现实中,"癌症村"作为社会事实已经存在并持续影响了村民的生活。对所选浙江、江西、广东四个"癌症村"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讨论村民对"癌症"、污染及"癌症-污染"关系的认识及健康风险应对。虽然村民对外源性污染敏锐感知、对癌症高发极度担忧和敏感,但村民对"癌症-污染"关系的认识受外部认识的影响比较大,处于认知"连续谱"的两极之间。政府及相关部门难于在短期内消除因污染而致的健康风险,所以应对健康风险已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紧迫实践。他们尝试通过消除污染源、迁离污染源、改变水源、改变食物来源等办法规避健康风险。在风险应对过程中,经济因素影响其环境行动的强度及策略,也衍生出其它社会行动。更进一步,村民的风险应对往往嵌于乡村宗族势力、地方"绅权"及"单位制"遗存等社会结构中。

缺水问题及其社会治理——对三种缺水类型的分析

水资源短缺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将时间与空间两条线索复合,可以划分出三种地域性缺水类型。以山西为代表的旱区呈现了历史时期人口暴增、森林破坏而导致的失蓄型缺水问题,其以水利共同体即以管水组织、用水规则、分水技术和用水文化等来维护用水秩序稳定。中部地区的失序型缺水反映了承包责任实行以后由于农村组织逐步缺失造成的缺水问题,可以通过创新用水组织、改变农业生产规模、保留集体组织或以传统组织框架加以应对。太湖流域的水质型缺水属于工业化造成的水污染问题,改变观念和人的行为、创新生产模式、营造生态自觉的新文化是治理的关键所在。西南民族地区在传统农业开发与自然植被保护、经济效益优化与环境保护方面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仍有现实意义。

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策略

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基础认知欠缺,难以制定有效的治理方案。通过五年多的多方法探索实践,梳理了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的基本研究策略。第一,小农的用肥行为差异大,一般的测量方法难以奏效,采用农户记账方式,记录农户当季水稻生产的用肥数量、品种及面积、产量等基本数据,测度单位面积、单位产量的氮、磷、钾用量;第二,测量比较测土配方肥和普通化肥施肥量,讨论配方肥的使用群体特点;第三,新型共生农业特殊的生境需求有助于田间保水,而生物间相生相克的特点则有助于减少甚至停止农药化肥的使用,从而达到减少面源污染的效果。面对复杂问题的农业面源污染,应以开放的态度,用多学科的方法加以探索。

显著性绩效与结构性矛盾——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一项总体分析

我国环境治理绩效已得到明显提升,环境质量呈现出由“局部改善、整体恶化”向“总体向好、局部恶化”的转变,这种转折性变化是在环境治理整体性势能的驱动下实现的。当前,环境治理中仍存在着多重结构性矛盾,主要包括全面治理与区域环保的失衡、长效治理与应急整治的矛盾、多元共治倡导与治理主体的失衡、政策执行与目标设定的偏离等方面。中国的环境问题的形势依然严峻,距离实现“根本好转”的目标依然有较大的距离。当前,需要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执行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持续优化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提升环境治理效能。

基于异地调水工程的水缘关系研究——以天津于桥水库为例

随着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水资源供给越来越紧张,大规模跨地区的调水工程应运而生。异地调水工程让水源地和受水区之间产生环境、经济和社会关联。本文以天津于桥水库为例,分析其面临的严峻环境污染形势,研究发现当前治理手段的弱点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建设,重点提出水缘关系的概念,明确其为一种新型、对等、后致的地区联系,并建议从社会基础建设、平衡机制设计、环境信息沟通、"互助式"环保行动四个维度进行建设。基于此,环保理念应该有具体的指向对象,环保行动应该有一套公私合理、兼顾平衡的行动方案,环保事业应该建立在参与者的内在需求之上。

由井及坊:曲村的邻里研究

邻里介于家户与社区之间,是构成社会的一个基础性单元,但因其边界的不确定性,可操作化的研究仍很缺乏。本文通过对太行山缺水地区的实地调查,探讨因水而建的作为邻里的地域共同体井方。由于日常用水需要,邻近居民共同集资、投劳建设水井,进而圈定用水边界、构建用水共同体。长期共居一地、共用一井,形成稳定的地域共同体。井方内居民互帮互助,相互监督用水行为,乃至日常行为。以井方为单元的宗教活动与世俗文化活动,为本街坊居民提供了娱乐活动,也增进了街坊成员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地域社会的整合。

重商传统与耿车模式及其环境转型

农商关系是一个古老话题。重农或重商传统与区域发展关系密切。在中国总体重农大传统的背景下,地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形成了地域性重商小传统。在梳理大传统、小传统的基础上,理解耿车重商小传统与耿车模式及其绿色转型。耿车货郎担经营的重视市场的特点促成了耿车模式的形成,但耿车重商小传统内重视商贸而忽视技艺的特点,使其废旧塑料加工技术推进有限,注重短期利益的特点造成环境污染。在“铁腕治污”环境规制背景下,废旧塑料行业被迫取消。重商小传统中的开放性特点,使得生产者善于向外界学习。部分企业探索电子商务,进而发展了以家具制造电子商务为特色产业的新耿车模式,从而完成了废旧塑料回收加工行业的环境转型。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工商传统正在替代农本传统成为主流,并在工商文明中嵌入绿色生态文化。

城市“退二进三”调整规划及其社会生态影响分析

城市"退二进三"调整规划后,重污企业迁出的原地块经流转后用途调整,但被迁出企业在原地块遗留的"棕色地块"污染问题由于政策、财政、技术等原因被"搁置",而企业"群迁"形成的化工园区,因人口流动、企业群结构、周边环境的改变,存在安全风险与环境风险的双重隐患。"退二进三"调整规划的推行仍需各地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状况差异,确保"退""进"的协调安排。此外,城市"退二进三"调整规划的绿色推进,需要汲取城市管理智慧,重建城市"微循环",以确保城市建设用地流转的安全可持续,同时需优化化工园区的安全生产、集群规模与空间分布,以使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获得社会可持续。

环境生产力视角下的生态脆弱地区农村绿色发展逻辑——以四川省阿坝县神座村为例

探索“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解决生态脆弱地区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引入“环境生产力”的分析框架,深入探究四川省阿坝县神座村的绿色发展逻辑。研究发现,生态治理是自然生态资源发展成环境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必须从地方实际出发多措并举地改善和维护生态环境,才能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平衡,最终打破生态性贫困的恶性循环。在生态治理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吸纳和融合国家政策支持、地方精英引导及地方传统文化配合等多元因素的积极效益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促使自然生态资源效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建立起从生态贫困到绿色小康的发展机制,走上生态、经济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光互补”发展优势与困境研究——以生态脆弱区光伏项目为例

“农光互补”是实现生态脆弱区内乡村振兴、发挥综合价值的有效模式。在“农光互补”模式的现实实践中,持续发挥着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以及社会效益等多重优势,但同时,受限于自然环境条件下作物选择困难,社会层面监督管理的缺失、制度文本的操作化程度弱等困境。基于此,提出完善一体化的监督管理机制、实施“板上板下”分区域性管理、并培养多主体的环境意识与行动自觉等措施,以促进生态脆弱区内“农光互补”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当代中国的水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社会学年会“水与社会”分论坛综述

2018年7月16日,由中国社会学会主办,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承办,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省社会学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共同协办的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在南京大学正式开幕。

缺水社会的常态化建构——基于中国民间信仰仪式的视角

在干旱缺水地区,社会如何得以正常运行?通过对太行山区的实地调查,结合民间传说和庙宇碑文,探讨干旱缺水境遇下社会常态化运行的建构过程。在常规手段难以奏效的情景下,民间信仰成为化解因缺水而形成的社会危机的重要策略。通过祈雨仪式,一方面安抚社会情绪,重燃希望,稳定社会心态;另一方面将干旱归因于人的过失,重新强调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使人的行为重回正常轨道。在竞水仪式中,利用神祇公正无私和强大神秘力量的想象,实现稀缺水资源的合法性分配,稳定用水秩序。借助民间信仰仪式,建构对缺水社会的认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维持社会的常态化运行。

基于面源污染的农村水产养殖业对策研究——以江苏如东县南美白对虾养殖业为例

近年来,水产养殖业在取得良好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国内外关于中国农村面源污染的研究较为丰富,但针对农村水产养殖业的论述不足。鉴于此,对江苏省如东县南美白对虾养殖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地区高产水产养殖模式成为水产养殖主体、养殖空间分布格局散乱,这两者共同导致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增、面源污染加重。而在治理实践中存在着政策目标单一、治理效果可持续性不强、治理对象后续保障不足等问题,据此提出推动水产养殖业的生态转型、建立长效机制并加强监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教育宣传方式等对策。

绿色转型:关系调适、基本样态及其发轫机制

经典环境社会学研究聚焦环境问题或环境衰退的学理解剖与理论阐释,呈现“环境衰退论”的叙事特征。为应对环境挑战,人类积极调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的绿色转型,勾勒出资源消耗迈向资源善用、环境损害迈向生态修复、生态代谢断裂迈向生态循环以及失序发展迈向协调发展的基本轮廓。制度-政策势能、经济-技术变革和社会-文化浪潮构成绿色转型赖以发轫和发展的基本机制,其中,制度-政策势能在中国的绿色转型实践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当前,绿色转型虽然已不只是学术想象与学术倡导,但这种转型实践还处于趋势性状态,面临着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不充分性的挑战。对此,环境社会学需要持续开展更为深入的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