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与分类体系相关问题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历程,具有丰富性和强劲的生命力,是民族特色与文化基因的活态体现。自以名录制度为抓手的非遗保护工作开展以来,有如艺术类项目占比过半、碎片式确认和保护以及唯名录倾向等情状,指向了名录制度及其所依据的分类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进而从制度背后的观念分析中牵涉出关于非遗本质的认知问题,亟待研究和修正。非遗保护工作应立基于对被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非遗之本质内涵的体认,方能在具体实践中真正“以人为本”,维护非遗的存续力,促进非遗保护融入当代文明建设之中,助推人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走向兼具保护实践与理论研究双重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范式——以传统技术与工艺类为例

我国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注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历史上,传统手工艺曾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生活,但工业生产模式与资本市场已对它造成了巨大冲击。本专题正是为了呼应对传统手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趋势,而形成的学术研究专题。当我们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需要首先厘清保护对象的性质、特点与价值。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分为两大类:(1)传统机制与习俗类;(2)传统技术与工艺类。

走出“原真性”--试论人文区位学视角下的泉州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中所强调的“原真性检验”是基于西方近代笛卡尔式哲学的“身心”二分。这个二分的哲学方法论不能广泛应用到对世界其他文明的价值评判中。在具有“历史感”的人文区位学视角下,泉州的复合人文世界是动态而思辨的。其中,公共仪式生活仍根植于其日常生活。这一复合人文世界挑战了“原真性检验”和其背后的观念。处于文化遗产进程中的泉州,或可在人文区位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走出“原真性”困局。

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以乌素图召庆缘寺为例

土默特地区的藏传佛教殿堂建筑是内蒙古建筑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今此类建筑却面临着严重损毁的危机。该文以土默特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乌素图召庆缘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其病害成因,旨在构建庆缘寺的预防性保护策略。研究表明,乌素图召庆缘寺主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阳光暴晒、风沙侵蚀、冻融循环、雨水渗漏以及人为破坏,导致了结构的歪闪、拔榫、错位,以及构件的开裂、风化、崩解和酥碱等严重病害。为了应对这些病害,可采取修补加固、打牮拨正、环氧树脂填充、局部构件替换及设防鸟网等修复方法。结合以上研究,该文提出了庆缘寺病害具体修复方法以及包含庆缘寺的日常监测和维护的预防性保护策略。这些策略将有助于保护庆缘寺这一重要的建筑遗产。

清乌兰察布地区藏式召庙建筑病害及预防性保护研究

清乌兰察布地区藏式召庙建筑是内蒙古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目前损毁严重,亟需保护。外围承重墙多处出现大小不一的贯通裂缝,墙体底部出现空鼓、涂层爆皮脱落、酥碱等病害;梁柱结构存在扭曲变形、裂缝、腐烂、爆皮等病害,室外梁柱损坏程度大于室内;屋面病害以转经廊处屋面为主,椽子爆皮且伴随有轻微开裂。自然灾害、环境中温湿度以及日常维护管理不当是导致病害产生的主要原因。对于沙尘暴、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采取灾前预防及灾后应急措施;对环境中的温湿度、太阳辐射强度等需进行数据监测;日常维护管理需系统化。

基于扎根理论的锡林浩特贝子庙建筑遗产价值构建

为弥补藏传佛教建筑遗产价值自上而下的专家判定带来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缺陷,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以内蒙古锡林浩特贝子庙为例,引入社会学领域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数据资料的“持续比较”和“逻辑整合”,由标签-概念-范畴化-主范畴-核心范畴,层层递进、逐级推演,形成了由基本价值、衍生价值、次级衍生价值三个层次的价值关系,构成了由86个概念、33个附属范畴、10个主范畴、1个核心范畴组成的完整价值,并试图以此来客观反映遗产相关者对藏传佛教建筑遗产全面、完整的价值认知。

新时期乡村遗产探索之路——评《传统的生命力——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

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始于20世纪初,历经了一个世纪诸多学者的探索,形成了乡村建设的不同看法与主张。乡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追问的精神“原乡”。1989年,陈志华、楼庆西与李秋香组建了“乡土建筑研究组”,从此开启了中国乡土建筑研究与保护工作。《传统的生命力—一个黔东南侗寨的遗产价值变迁》(以下简称《传统的生命力》)的作者李光涵博士,硕士期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弗兰克·马特罗(Frank Matero)教授。她早年接受规范的历史建筑保护学术培训,后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的指导下,将博士田野点定于贵州省黔东南榕江县的大利村。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概说——结构类型、特点价值、保护利用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是宋廷在宋元战争背景下营建的山城体系的遗存。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重庆城为中心、以抚司级山城为节点、以府州级山城为基础,构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形结构。所有新建山城都选择险要山地营建,形成以山城为点、江河为线的集建置城市和军事堡垒为一体的军政系统。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夔州路为根本、以四川腹地的潼川府路为外围、以原制司所在的成都府路为经营重点、以原兴元府路为光复远景、以蒙元南下的主要路线“外水”为主要防御方向。依托这个山城体系,南宋四川当局与强大的蒙元军队进行了长达40余年的拉锯战。这些山城在宋元战争结束后废弃成为遗址,因在险峻山区,城址保存相对完整,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纪念价值和旅游价值的重要文化遗产。如何整体保护山城体系的系统性、山城格局的完整性和山城要素的真实性,是今后南宋四川山城遗址保护和利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基于价值特征的三星堆遗址公园研究

三星堆遗址是跨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三种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是三星堆文化的中心都城遗址,该遗址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先秦文化的演进过程,认识三星堆文化时期四川古代国家的历史,以及探索传说时代古代蜀国的面貌都有重要意义,是一处适合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遗址。遗址地表还保存了三星堆文化城址的轮廓,大型建筑台基也耸立地表,发现了掩埋神庙内部像设和陈设的场地和坑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公众知名度很高,具有规划和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条件。三星堆遗址公园建设重点在城址的西北小城城墙、西南小城的三星堆残堆和一、二号埋藏坑、以及通往两处的参观道路等展示设施建设,向公众开放并被列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十多年,根据最新考古资料概括三星堆遗址文化进程、空间布局、特点价值和遗址公园建设存在问题,提出遗址公园未来规划建设总体思路的意见建议,有助于今后做好三星堆博物馆与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体化建设,使三星堆遗址公园能够呈现“法天象地”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现三星堆国家的政治宗教特色。

万部华严经塔塔基的预防性保护研究初探

内蒙古地区现存大量的辽塔建筑是我国建筑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部分,但辽塔受自然环境、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出现了严重的病害,保存现状堪忧。文章通过对万部华严经塔塔基进行勘察测绘、拍照等工作,厘清了万部华严经塔塔基的病害种类及其机理。病害表现为裂隙与裂缝、剥落与缺失、溶蚀等。这些病害主要是由内蒙古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引起的,如风沙大、早晚温差大等。这给日后进行辽塔塔基的预防性保护提供了基础。文章提出了预防性保护策略,以防为主,治为辅,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通过监测提前识别风险,降低防治成本,尽可能减少对万部华严经塔塔基的再破坏。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和废墟性、未知性和学术性等基本特征,国家所有、国家管理和全民共享应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基本属性。当前考古遗址公园的种种问题反映了其运营管理仍然有待理论的指导,尚待构建起符合考古遗址公园自身特性及需求的理论方法体系。

闽西山歌《送郎当红军》的当代意义

“送郎房门前,劝郎当兵(哦)莫贪钱;金钱主义要打倒,(心肝哥)革命才有(哦)出头天……”《送郎当红军》是一首在土地革命时期广泛传唱于革命根据地的闽西山歌,是军民根据当地民间曲调所创作的,反映妇女鼓励丈夫参加红军及对革命成功充满期盼的传统音乐曲目。闽西革命山歌作为闽西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之一,其文化生态在时代发展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音乐内涵从特殊时期的革命情志发展至多重价值的糅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