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信贷可得性与企业创新投入

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能够从财政体制改革层面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高效制度支撑。本文运用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信贷可得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增加了企业创新投入,且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中介效应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提高了企业信贷可得性,缓解了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及信贷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区域性银行、大型国有银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更明显。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理论研究,有助于发挥地方债务资金的引领作用,对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创新能力协同升级,促进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实现国家善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司战略定位与非财务信息披露——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公司战略定位对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自愿性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定位越激进,越有可能自愿披露CSR报告,并且披露的CSR报告质量也越高。机制分析表明,融资需求是公司战略定位影响CSR信息披露的内在机制;横截面分析发现,当公司的媒体关注度越高以及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时,公司战略定位与CSR信息披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以上研究结论对改善我国企业的CSR表现、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桑巴特、韦伯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争论

加州学派否认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古老的欧洲传统,因为主要的亚洲帝国和欧洲国家在1700年前后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马克思、桑巴特和韦伯的理论则持相反立场。他们区分了不同形式的前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借此来找出阻碍或推动工业革命的因素。忽视这些因素就等于贬低长期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经济思想史中的斯拉法——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生产成本

在20世纪20年代,斯拉法对马歇尔经济学进行了一场著名的批判。斯拉法的文章和罗宾逊夫人以及张伯伦的著作掀起了一轮不完全竞争分析的潮流。本文聚焦于斯拉法对马歇尔经济学中生产理论的批判。第一,本文回顾了斯拉法文章的背景,包括经济学的方法论争论。第二,本文重点分析了斯拉法如何在逻辑上拆解了马歇尔经济学。斯拉法的文章从规模收益规律和完全竞争条件的分析入手,揭示了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错误。第三,通过对斯拉法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通向《用商品生产商品》——日后斯拉法最重要作品——的思想萌芽。

再谈转形问题:随机系统中价值向价格转形

本文首先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捍卫了价值转形为价格的重要性。反对者或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放弃生产价格,仅建基于价值和市场价格之上,或是认为价值形式理论只对商品重要而对资本无关紧要,还有的认为只应讨论生产价格而忽略价值。从价值形式理论以及剥削和积累理论来看,P=M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关键。其次,在随机系统的基础上,给出了总利润P和总剩余价值M相等的证明,并将此转形与斯拉法用标准商品将价值转形为价格的方法进行了比较。最后,鉴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决于P=M的事实,对上述结果进行解释。随机系统成立的条件,比马克思或恩格斯所认为的更严格,又比从鲍特凯维茨到斯拉法的一系列现代批评家所认为的要更宽松。

技术进步的多种形式

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将价值理论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石,去发展积累理论、技术进步理论,并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去研究特定行业(诸如纺织、谷物生产、制表等)收入分配的长期趋势。马克思大量研究了技术史并将其与生产关系的演化联系在一起。《资本论》中关于分工、合作、现代工业的章节正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结晶。另外,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将微观价值理论(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从宏观积累理论中剥离。一般均衡理论的静态特性使之无法用于探究技术进步,因此新古典经济学需要总供给函数来分析积累。价值理论和积累理论的二元分离是不幸的;从“技术再转折”争论削弱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以来,就更是如此。古典经济学中不存在这种二元分离。本文的目标,就在于重现马克思理论的这个特点。我们重拾古典传统,用价值理论作基础,来分析技术发生“微观经济”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实物数量和宏观经济总量的变化。我们选取几种技术进步的形式;为了避免古典劳动价值论的缺陷,我们用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去分析技术进步。古典主义的积累理论和分析机械化影响的理论,都将在一个现代性框架内得到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