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与混合——从Y染色体的角度看东乡人群及其语言的关系

东乡族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语言上隶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其族源至今尚不明确。文章根据东乡人群和其他参考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群数据所绘制的多维尺度分析图、树型聚类图、主成分分析图以及网络结构图分析结果显示,东乡人在遗传结构上更靠近中亚族群,而与蒙古人群距离甚远。通过计算汉藏人群、蒙古人群和中亚人群对东乡人群的遗传贡献率,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差距。据此,本文认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东乡人群的父系遗传成分主要源于中亚地区操突厥语及波斯语的人群,而非蒙古族。东乡族的这种父系遗传来源与其语言分类上的不匹配,可以用精英主导模型来进行解释,他们的祖先应该是被蒙古族在语言、文化上同化了的中亚人群。

量词及其类型学考察

研究量词时,无论是名量词还是动量词,都应该成为类型学研究的一个参数。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证无论是从历时的角度观察,还是从句法位置的角度分析,名量词与动量词都是相互依存的。跨语言统计的数据,尤其是中文方面的数据,显示了这种相关性:名量词的发展早于动量词,并且这两类量词的分布呈现互补状态,即名量词在汉语里出现在名词之前,动量词出现在动词之后。

甘肃唐汪话的语序

本文考察了甘肃唐汪话的语序。唐汪话被阿尔泰语系的一些语言包围,语序以宾动(OV)为主,和河州(临夏)话有一些共同特点。本文指出,唐汪话也有VO语序,这些VO语序的词组常介于句法层面和词法层面之间。不少句型允许VO和OV两种语序。唐汪话动词词组里的语序与普通话差别较大。

东乡语和东乡人

本文结合并参考了语言学、历史、人类学及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认为东乡语中的波斯、阿拉伯、突厥语词不是借词,而是其祖先底层语言的反映;东乡族先民的来源和中亚地区的色目人有关。

乡村史、气候史及年鉴学派——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教授访谈录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教授在访谈中讲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从乡村史研究上说,他的《蒙塔尤》一书的成功在于他受到美国以村庄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的影响,从而得以从一个村庄的角度解读《雅克.富尼埃宗教审判记录簿》;作为最早从事气候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他注重探讨气候变化与革命等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并主张对不同国家的气候进行比较研究;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唯物论者,继承了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关注物质现象这一传统。

汉语河州话及周边地区非指人名词的复数标记“们”

汉语北方方言某些地区的"们"可指人也可指物。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1)指物"们"的地域分布;(2)以往的研究与笔者的田野调查;(3)"们"【-非指人】(此后记作[-H])的句法限制及语义特征:(4)"们[-H]"与阿尔泰语的关系。

现代生物学的发展

生物学(bioligie)一词是由德国人特雷维拉努斯和另一位传名后世的法国人让一巴蒂斯特·拉马克在1802年首先使用的。象其他所有的科学学科的情况一样,准确地确定在实际成果和概念方面标志生物学发端的界线,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就起源而言,生物科学由于并不严格地受神学精神的支配,因此属于实际研究的范围:在认识人体及其疾病、饮食和生物的要求面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种研究活动。一方面是人及其人类中心论的、泛灵论的或神秘的生物观;另一方面是动物和植物。这还谈不上真正的科学。用“艺术”一词也许更合适,因为它毋宁说是一部偏方“汇编”,从医学上来说,这些偏方属于理发师的有多种技能范围,而从植物界的角度来看,它们属于种植者的技能。不过,古代不乏某些杰出的前驱,往往显示出天才的预感。例如,德谟克利特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直觉到,心理活动来源自大脑,而不是来源自心。希波克拉底对癫痫作了描述。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在公元前3世纪解剖了尸体。

法国比较法发展中两个值得忆念的日子

1981年,有两个在法国比较法的发展史上特别重要的纪念日。巴黎比较法学院创立五十周年纪念日,也是法国比较法中心迁入为它特地建造的座落在圣·维廉街的大楼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同时法国各大比较法研究机构均设立于此地。对这些事件作一下短暂的回顾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事件一件又一件地紧密相联。

现实主义的宪法解释理论

在现实主义法哲学看来,宪法解释的特殊性不在于解释对象中,而是取决于解释者。宪法的解释者不仅包括法院,还包括诸如行政机关或国会那样的非司法机关,这些机关总是共同行使宪法解释权。宪法的解释者们通过集体地确定宪法文本的含义,决定着宪法规范的内容,而不是宪法的文本自身或者其解释方法决定着宪法规范的内容。因此,宪法解释的结果就是宪法本身。解释产生着宪法规范,因为解释赋予一项宪法规定以含义,从而决定何种行为应当发生。解释者并不仅仅确定解释对象的含义,而且也构建这一对象本身。解释宪法的主体是真正的制宪者。

历史学家与世界化(1990-2020)

1990年以来,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影响了历史学家对世界化的态度。继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欧洲中心论的普遍史和20世纪60-90年代的“世界史”之后,全球化促进了以全球史方法为特点的新视野的发展。但其结果是因文化圈而异的:在法国和意大利,人们注重关联史;在德意志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人们强调全球化的进程;在俄罗斯和中国,人们认为全球化只涉及经济领域而不涉及西方世界之外的当地政治和文化。另外,全球史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也影响了全球化的概念。我们在时间上不可将其追溯得太远。这也促使我们构想一种能够超越单独世界化的历史,即人类史。

经受贪污考验的法治国家

经受贪污考验的法治国家（法）皮埃尔·特律什，米海依尔·戴尔马斯—马蒂如果仅从判刑的统计数字来看，贪污腐败现象在法国似乎不算十分普遍，由犯罪的条件所决定，贪赃枉法而被诉诸法庭的事实极个别。除了贿赂不被接受的假定情况以外，贿赂基本上总是少数人──往往仅是...

法国判例制度

判例从来不是法国正式的法律渊源,也没有任何成文法规赋予判例约束力。但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两个独立的法院系统均经常性地创制和使用判例,而且判例在法国司法体系中也实际发挥了填补法律漏洞、解释法律文本乃至创制新的法律原则等作用。立法机关对此种"解释性判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同时也行使着以立法形式最终采纳或推翻判例的权力,最根本的原因是判例的约束力在法国的法律体系中是一个规范性约束力定义的问题,如果判例被视为法律渊源,那它总是跟成文法相结合的,这也是它最终效力的来源。近年来,欧洲大陆合宪性司法审查取得了巨大进展,加之成文法质量欠佳和经济、社会复杂性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法国的法律共同体正在重新思考判例的功能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