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与当代教育模式在亚洲国家的比较:印度、东南亚、中国

人类学目前还较少关注于教育问题,但研究教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的亚洲社会面对现代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基于让-马克·德格拉夫(Jean-Marc de Grave)主编的《东亚国家正式与非正式教育:社会化及学习内容的关系》(2012)一书,本文将论及新型教育模式:印度英语的普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现代学校的建立;印度尼西亚新兴的捕鱼技术;泰国克伦族人对"生态传统"的推广;中国村庄"故事堂"的成立;印度传统舞姬的消失以及当代社会家境良好的家庭对年轻女孩学习舞蹈的重视,并探讨不同社会中"传统"教育模式的同质性与价值观层面上的共通性,以及随着新型教育模式的引入,这些社会在教育领域所经历的不同程度的转型。

周代婚礼中礼物的流动——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对中国婚俗的研究

本文围绕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有关《诗经》的研究,考察他如何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分析周代社会古式婚姻中礼物流动的意义,厘清整个周代社会以'礼'为中心的等级交换,并最终呈现出这种基于'总体性社会事实'的周代礼制文明。

隐忍、认同与时间性——在法华人移民劳工的劳务市场与劳动控制

法国对工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和结社支持都非常健全,而身处群内劳务市场的华人移民尽管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却并未寻求法律或者结社力量的帮助,而是对这种剥削持一种隐忍的态度。本研究以巴黎的华人移民劳工为例,探寻影响其抗争策略选择的多重因素,进而讨论国际移民背景下的劳动控制问题。本文先对剥削进行了类型学分析,然后指出造成该选择偏好的两种解释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移民工人的主体性形成的问题。

汉语教学与巴别塔的诅咒——一门学科的崛起、动态发展与构建

文章以“巴别塔”故事为喻,阐述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学科诞生之始至今在学科基本认识论上存在的问题与基本分歧,分析了这些问题和分歧产生的原因,探讨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二元论”教学论基础的科学性与必要性,提出应在正确认识汉语内部的各种“二元分离”的基础上,建构合理严谨的汉语教学论,确保汉语习得的效率和学科的健康持续发展.

“高古”与“脱俗”:宋代柳宗元诗歌解读——以苏轼为中心

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1]2124(《书黄子思诗集后》)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1]2109(《评韩柳诗》)在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史中,苏轼的论述对宋代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人十分明确苏轼对柳宗元诗歌的重要意义,如晁说之《通叟年兄视以柳侯庙诗三首辄亦有作所谓增来章之美也》其三所说“文编兴旧学,诗价重东坡”[2]13734,又如《诗眼》所载“子厚诗尤深远难识,前贤亦未推重,自老坡发明其妙,学者方渐知之”。[3]122在今人研究中,陈文忠先生将苏轼视为柳诗歌“第一读者”[4]84,苏轼对柳诗“清淡”诗风的定位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也一直是研究的重点。[5]苏轼对柳诗的审美评价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枯淡”为美学核心的诗学品评,二是围绕柳诗中“高古脱俗”精神气质的讨论。

宋代柳宗元诗歌的接受——以苏轼为中心

在当今的文学史中,柳宗元是中唐时期的重要代表诗人之一,然而由唐代至宋初,柳宗元在人们眼中是'大儒'、'古文家'和'一斥不复'的政治失败者,他的诗歌却并不为人称道。晁说之曾评价柳宗元:'文编兴旧学,诗价重东坡。'~①在宋代,是苏轼首先对柳诗的审美风格进行了发掘与阐释,并由此建立起了延续至今的柳宗元诗歌的审美风格与意义的基本定位。本文试从三个方面以苏轼为中心探讨柳宗元诗歌在宋代的接受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