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时代的共同体构建——与斯特拉斯堡大学让-吕克·南希教授的学术对话录

在让-吕克·南希看来,"解构"的要义并不诉诸于恢复传统形而上学所肯定的本质,而是力求以一种更合理的方式对结构进行重组,这确保了后理论时代建构共同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南希从意义和存在两个维度阐发了共同体的哲学基础,认为共同体是以意义即人的活生生的生存为前提的。意义本身的生成性、未完成性、非给定性等,存在作为"存在于共通之中"的"独一多样存在",共同决定了共同体并非某种本质化、同一化或总体化的实体。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承认独一性本身既相互分离又彼此共在的原初结构,本质上是独一性存在以沟通和分享为前提的共同显现。这意味着,后理论时代建构共同体的方式在于:以共通为原则,在维护存在的独一性并尊重其多样性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既平等又非均等或同质、和而不同并始终保持沟通的共通体。南希从意义、存在和世界化的角度对共同体的理解,为后理论时代世界文论共通体的构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这一思想启示下建设的中国文论,也应该是以共通为前提、始终保持开放并拥有自身独一多样性的文论,应该在与世界文论的分享和沟通中实现超越,最终成为世界文论共通体的"独一多样存在"。

同一与解构--弗洛伊德的重复概念与德里达的推进

德里达认为,弗洛伊德的重复概念以一种充满张力的方式反叛了哲学的同一性传统。弗洛伊德发现,在人的回忆机制中存在着一面具有显现与遮蔽双重功能的“记忆屏”,他在元心理学阶段将此概念发展为阻碍本源经验之表象的抵抗,以表明在回忆中不可能完全再现同一性的本源经验。然而,德里达认定,弗洛伊德的工作不够彻底,他仍然保留了通过消解抵抗而重新揭示同一的本源经验的希望。鉴于此,德里达接管了弗洛伊德的工作,并以自己的方式使其在差异化的方向上继续推进。德里达指出,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不仅暗示了深层抵抗,而且其文本自身亦成为对本源经验的抵抗的生动诠释。因此,弗洛伊德的重复概念在事实上构成一种对意识哲学之同一性的抵抗与解构,同时也不自觉地提出了同一性哲学的一种根本性难题。

不要触碰我:瘟疫时代的可逆性经验

瘟疫时代的生活经验是否根本性地改变了我们同他人以及同我们自己的关系?这种经验展示出来的接触和传染之间的接近性以及由它引起的对他人和自己触摸的禁止,使我们询问由现象学断言、并且已经被亚里士多德断言的触摸的超越论的优先性。不过,看起来此种瘟疫强制我们保持的社交距离仅仅重复了社会准则以及人类学和精神分析视野下的原始的禁令。这样,我们应该在伦理以及政治这两个方面去探究这些禁令的含义。

现象学与精神分析中的身体与虚拟空间

“虚拟空间”的源始维度是什么?科技设备所构建的人造数字空间是否就是它的全部含义?借助现象学与精神分析等思想资源,可对此进行讨论。梅洛-庞蒂对虚拟与现实身体的区分使得“虚拟空间”获得了全新的含义,它指向了由虚拟身体展开的空间,即一种我们身体的内在潜能。温尼科特将这种潜能的源始形态溯及母亲的脸,后者为主体提供了一种虚拟的过渡空间,并使主体获取了最初的创造性。在这个过渡空间形成之前,儿童与空间的源始关系是无法区分的,主体只能投射出一种虚拟的伪现实用以保护自身。而作为被保护的对象,弗洛伊德的自我又派生于身体感觉的源始投射。安齐厄通过“皮肤自我”概念发展了这个观点,与虚拟的过渡空间一致,皮肤自我划分了自我的内外部,是一面对心理投射进行支撑的虚拟屏障。而当这个空间面临威胁时,自我的屏障功能就会失效,进而形成一面防御性的外壳。这种虚拟空间的形成及变异机制同样适用于社会与国家的层面。一种过渡空间的场域(在温尼科特的意义上)或一种皮肤自我(在安齐厄意义上)的构形,能够确保内部和外部之间的流通,这种国家和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虚拟空间,正是康德所说的以一种“普世好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世界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