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金、罟帆船与港口:广州湾时期碑铭所见的硇洲海岛社会

在以往的海洋史研究中,研究者对边陲小岛关注不多,也较少讨论水上人对陆地的控制。这些岛屿虽不及广州、厦门和澳门等主要港口重要,但也有值得学界关注之处。学界普遍认为,是否在陆地定居是水上人与陆地居民的划分标准。

法国传教士文献所见康熙年间带往中国的器具

法国传教士档案中,有清康熙时期(1662-1722)关于安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航行之前被带到或发送到中国物品的数据。安菲特利特号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法国船,分别于1698年和1701年停靠在广州。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识别所提供的物品,本文研究了耶稣会神父洪若(1643-1710)从中国寄给法国的一系列信件,信件列出了可能有利于建立传教士的艺术和科学物品的清单,并注意到发明者、供货商和制造者的签名,说明中法间这种科学和艺术创新的氛围是互动的。

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汉学研究——法国著名汉学家蓝莉研究员专访

自2015年3月起,笔者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CMC,EHESS)从事博士后研修工作。承蒙中心研究员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女士惠赠新近出版的《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La Preuve par la Chine.La?Description?de J.-B.Du Halde,jésuite,1735)中文版著作,令我产生了做一个学术访谈录的想法。6月初,蓝莉女士在其中心办公室里欣然接受了我的法文访谈。此后一月间,我又针对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多次进行了补充采访。访谈内容经翻译、整理形成此文。蓝莉女士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是17—18世纪西方在华传教士文学。蓝莉的研究专著《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2002)一书,已被中国学者许明龙翻译成中文,2015年1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蓝莉还在2004年与陈庆浩合编出版了《巴黎乘差会所藏汉喃书籍目录》(Inventaire des ouvrages en Han N?m conservés aux Missionsétrangères/Muc luc thu tai Hoi thua sai Ba-Lê),2013年负责主编了国际汉学研讨会文集《明朝与利玛窦笔下的中国》(La Chine des Ming et de Matteo Ricci(1552—1610))等。

巴黎:城墙内外的城市发展

在古代,城墙是城市普遍采用的一种军事防御工事,同时也是城市的边界,至今世界上仍有许多城市还保留着古代城墙的遗迹。从古至今,城墙的存在对城市形态、城市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发挥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某些城市,甚至在城墙消失之后,它的影响还依然存在。本文以巴黎为例,对巴黎城墙的演变及其对巴黎城市发展和巴黎地区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巴黎是一场节日庆典

城市规划与节日庆典 如果说农业是针对植物生活的专用名词,那么城市规划则是针对人类生活的专用名词.一片良田可以令植物茁壮成长,植物长期产生的腐殖成分又可以使土地更加肥沃;同样,一个良好的城市规划可以令人类生活在适宜的环境里和谐发展,文化活动作为人类生活的表达又可以使城市环境和城市规划更加丰富.

抗战时期传统会馆的由盛转衰--以广州湾赤坎潮州会馆为例

日军侵华造成中国沿海地区的深重危机,也为兼具“商业网络”和“同乡地缘”双重属性的传统会馆带来机遇与隐患。法国殖民管治之下的战时广州湾繁荣一时,赤坎潮州会馆利用长期积累的商业网络以及经济和文化资源,积极救济潮籍同乡,加快开发土地和经营房产,但随后又因局势恶化、会馆收支失衡以致无法负担沉重的社会职能和道义责任,管理难以为继,最终走向衰落。

社会论坛上的社会变革道路:行进中的变化掠影

本文考察世界社会论坛上正在出现的社会变革的实践和观念的变化。另一种全求化运动的核心是从现实社会转向“另一种可能的世界”的观念。这一运动如何描绘又如何实施这种转化?如今社会论坛上并存且互动的各种社会变革路径,从观念到实践都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本文通过研究法国的一个群体来分析这些发展。这一群体由参与2003年欧洲社会论坛组织工作的主体组成。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共同的空间,以便自测另一种全球化运动的进展。由于这一群体没有总体设想或政治计划,他们便把当下作为必须完全占据的空间,这样才能影响和刺激行进中的变化。这一群体试图利用论坛上出现的各种实践和分析,重塑政治目标和总体设想。以这种途径在社会变革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不同层次和领域的行动之间建立一致性,使地区化的变革连成一片,传播开去,“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东罗马皇帝莫里斯和突厥可汗: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所记突厥史料

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关于突厥人和中国的记录是现存拜占庭文献中对远东记载最为详备的文本。曾有一个有关突厥—拜占庭双边政治背景的假说,其推断来源则是:和莫里斯通信的不知名可汗就是达头,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还引用其国书,他是突厥汗国开国君主的侄子,在很长时期内(576~600年)出任西突厥地区统帅,随后成为整个汗国的大可汗(600~603年)。把泰奥菲拉克特著作节选提到的事件从598年重新断代到595年,并且依据从中国新疆昭苏县发现的粟特铭文,则很显然和莫里斯通信的人不是达头,而是泥利可汗,595年泥利自称是最高可汗并且控制天山北部。泥利也是6世纪末分裂突厥汗国的王朝战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而那时达头从官面上还只是他的下属。

苏联的穆斯林与阿富汗危机

苏联南部地区有一个很重要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约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在此中东局势动荡、苏联似乎又是主要受益者之际,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数量庞大的穆斯林人群,到底是苏联向外扩张的一张王牌呢,还是它的一种牵制呢?或者用英国人的方式提问:他们究竟是苏联对外扩张的一笔资产呢,还是一笔负债呢?我不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想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些基本依据,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