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词及其类型学考察

研究量词时,无论是名量词还是动量词,都应该成为类型学研究的一个参数。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证无论是从历时的角度观察,还是从句法位置的角度分析,名量词与动量词都是相互依存的。跨语言统计的数据,尤其是中文方面的数据,显示了这种相关性:名量词的发展早于动量词,并且这两类量词的分布呈现互补状态,即名量词在汉语里出现在名词之前,动量词出现在动词之后。

从北部吴语的“V快”看中心谓语成分虚化为助词的现象

本文讨论北部吴语"V快"中的体助词"快"从中心谓语成分虚化为助词的原因、过程和特点,指出它并不是一个后置的状语,而是由位于句末的谓语实词虚化而成。其语法化过程呈现出一条完整的语法化链。它的特点在于,不同于常说的原连动句式中一个动词发生虚化,而是原来处于核心地位的谓语演变为语法词。但它仍然体现了语法化的共性,符合语法化的一般规律。

從上古漢語構詞形態的角度再談商、周兩代語言區别

本文考察商周時期的出土文獻以及先秦傳世文獻,以便找出充分的證據,能够證明派生詞綴的存在。在觀察了所有交替詞的詞彙意義的基础上,對基本意義和派生意義的顯現,做出時期的划分。單從詞彙意義來説,形態交替的證據都是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以後的現象。

西北汉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及领属后缀

文章分析了两种现象:1.甘肃—青海地区汉语和非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繁杂的语音形式;2.西北地区某些汉语方言里“名词+第三人称领属后缀”的用法。甘青地区汉语里的第三人称代词除了“他”,还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来源于不同的非汉语言。非汉语言之间也相互借贷,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实体借贷的网络。西北个别地区“名词+第三人称领属后缀”的用法渊源深远,应该是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在不同时期影响汉语的结果。现在在陕北地区看到的现象大概是模式借贷了上述非汉语言。今天的唐汪话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初期阶段,两种借贷方式可能并存。

唐汪话的格标记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唐汪话的词汇基本是汉语的,语序以OV(宾动)为主。句法结构接近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唐汪话的宾格标记"哈"和河州(临夏)话有相通之处。唐汪话里代词第一人称及第二人称单数的格标记来自人称代词和宾格标记"哈"的合音。"后置词+格标记"的句型显然是由于语言接触而形成的混合句法形式。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两对空间词

人类自身的构造使得人类感受空间时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感受投射到语言平面自然是不对称的。汉语与其他语言在这一点上表现基本一致,但是汉语也有其独特的地方,本文重点讨论汉语在表述空间概念时反映出的比较独特的认知观。

甘肃唐汪话的语序

本文考察了甘肃唐汪话的语序。唐汪话被阿尔泰语系的一些语言包围,语序以宾动(OV)为主,和河州(临夏)话有一些共同特点。本文指出,唐汪话也有VO语序,这些VO语序的词组常介于句法层面和词法层面之间。不少句型允许VO和OV两种语序。唐汪话动词词组里的语序与普通话差别较大。

《说文解字》与中国传统人文科学

本文从'语言产品的产生过程'的角度入手,对《说文》一书的结构体例、训释的特殊性,以及利用《说文》古音信息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以国外汉学家的眼光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说文》的外语翻译问题做了简要说明。

从《诗经》看华夏农业的成熟与发展

《诗经》大致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至6世纪的语言。本文试图通过前贤对《诗经》的研究和近期考古成果进行对比,探讨华夏农业的成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个文明的腾飞是需要物质基础的,《诗经》的采集时间,尤其是早期作品的采集时间对应华夏文明的兴盛期,也对应着华夏农业的成熟与发展期,这个时期也对应着全球粮食普及化(Jones et al. 2011)的阶段(1)。这个时期是华夏农耕民族大步进入“五谷丰登”的阶段。《诗经》里的词汇反映了比较典型的农耕民族的语言词汇,我们将通过《诗经》里的谷物词汇和考古发现进行对比,语言学和考古学可以相得益彰、互为佐证或补充,同时,也可以纠正一些《诗经》研究里的误读、误释。

甘洛尔苏话的连读变调

本文旨在对甘洛尔苏话自然语料中出现的连读变调进行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归纳共时能产的连读变调规则;揭示两个单音节词声调(本调)与多音节词调型(变调)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多音节词的调型在单说情况下和语流中的对应关系;从而加深读者对尔苏的韵律结构的了解以及为川西南藏缅语族语言韵律系统的历时研究提供新语料与新思路。

對上古漢語否定句裏代詞賓語位置的進一步討論

本文進一步討論上古漢語否定句裏代詞賓語的位置。在考察甲骨文中'不'與'弗'在用法上的區分,推測'不-代詞賓語'出現在主語與動詞之間的句式應該看爲殷商時期以前賓語代詞做焦點的分裂句式。至於先秦文獻中否定句裏代詞賓語在分佈上所表示的差異,筆者認爲這主要是由主句與從句的兩種形式所引來的限制。

漢語“等待”義動詞歷時考察

本文在分析過程中贊同Traugott & Dasher(2002:7)的看法,他們認爲語言的基本功能是表達意義(meaning)。同時本文認爲意義既具有認知(cognitive)功能,又具有交際(communicative)功能,就是説詞位(lexemes)是宏觀概念結構(macro-level conceptual structures)的具象的語言表徵。它們是人類共有的,但也要受到特定文化因素的影響。基於這種觀點,本文討論'等待'語義域(semantic domain)動詞的語義演變。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常用'等待'義動詞主要是'等'。在古代漢語(上古及中古)和近代漢語中'等待'義的動詞有:竢(俟)、徯、待、候、須、趕、等待、等候。本文從歷時角度來分析這些詞位跟它們的語義演變。本文的假設是只有兩個語義演變的機制:隱喻化(metaphorization)和轉喻化(metonym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