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模拟式教学路径探析——以武汉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的教学实践为例

在情景模拟式教学中,精选案例是情景模拟课获得成功的前提;科学的教学方案是情景模拟课顺利实施的关键;精心组织教学是情景模拟课获得成功的保障。一堂情景模拟课严肃活泼,互动性强,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效。

领导干部法学案例教学的若干思考

案例教学作为重要的教学手段,在现代培训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不仅有助于领导干部理解成文法的精髓,更有助于增强领导干部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应用能力。案例教学的目标是能力开发和提高,教学效果的好坏,取决于案例的选择和教学的组织。

干部教育培训中法学案例教学的思考——以中共南宁市委党校为例

新修订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新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均对干部教育培训的案例式教学提出了新要求。本文结合干部法学教育培训的目标,分析了法学案例式教学在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重要价值,通过对南宁市委党校法学案例式教学的成效与不足的研究,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法学案例式教学的实效的对策措施,以期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法学案例式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探索——评《中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考察》

高校法学教育工作的发展对于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与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法律伦理教育作为高校法学教育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承担着捍卫法律正义、构建社会公正意识的重大使命,不同于专业能力和法律知识教育对职业技能的培养,法律伦理教育是培养法律人职业精神和道德素养不可或缺的教学过程。因此,加强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中法律伦理教育的重视及研究探索,全面提升法律伦理教育教学成效,对于推动我国法学教育发展和培养高质量法律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与问责衔接机制研究

能否与问责有效衔接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在“功能显效”阶段关注的重点问题,但却遭遇三大阻滞因素:理念定位层面价值认同有限、实施推进层面系统思维欠缺以及具体操作层面行动指引不足。解决问题的三重路径包括: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与问责的有效衔接事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事关加强基层腐败治理、事关构建国际话语平台;运用系统思维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与问责衔接机制的制度贯通;优化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与问责衔接机制的技术细节。

新时代法学教育背景下加强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人才培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等多个场合阐明法治人才培养目标、方针及具体要求等事项。2020年11月16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第十个方面就是“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1]彰显了高素质法治人才对推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保障意义和支撑作用。

干部教育培训中的法学案例教学研究

案例教学法源起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现在不但成为整个英美法系国家法学院使用的主要教学方法，而且广泛运用于医学、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等专业的教育领域。近年来，通过引进吸收，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教育培训的各层次都发展迅猛，以培训领导干部为主的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也不例外。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探索，中国干部教育培训中的案例教学与国内的国民教育、国外的MPA、MBA的案例教学法既有相通之处，更有独到之处。即便同是法学案例教学，

组建社会工作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法治的方式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社会工作部的组建则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新契机。

强化领导干部责任担当能力的有效路径——疫情防控常态化后的治理反思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强调要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疫情防控三年多的实践证明:有责任担当能力的高素质干部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关键的引领作用。要避免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存在的“一刀切”“层层加码”的弊端,提升领导干部责任担当能力,就要用初心使命践行领导干部“防疫为民”的行政理念,压实责任;用“社群补位”的考核评价机制确保领导干部不受长官意志、官僚主义侵害;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把疫情防控的主战场变成领导干部淬炼责任担当能力的大熔炉;建立完备的应急预案,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不失控、不外溢的底线。

法学第三立场:蔡枢衡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认知

在民国法学家蔡枢衡先生的论述中,“殖民地性”成为描述中国近代法制的关键词,也是中国近代法制性质的一个面相。在蔡枢衡看来,法制的“殖民地性”决定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属性。在去殖民化的社会思潮中,法制的“殖民地性”变得更加明显,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目标也更加明确。在这一过程中,“唯新是从”的法制变革模式引起“中国法学的贫困”,法律认知上的形式主义使得法律形式与法律内容严格区分开来,由此,作为社会事实的法制发展出现了“断裂”。循着蔡枢衡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解释脉络,厘清蔡枢衡意义上“沈派”与“反沈派”的历史社会处境,明确蔡枢衡“法学第三立场”的世界观、法律观和方法论,为当下的法学本土化路径之探索提供启发。

认识、价值与实践: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制度的三重论域

澄清正名工作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与此同时,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制度的完善也逐渐被提上日程。围绕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制度所展开的理论探讨,应从认识论域、价值论域与实践论域三个维度展开,以“理论逻辑—实践意义—未来走向”的分析脉络层层递进、深入探查。从认识论域出发,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制度包含政理、法理与情理三大理论逻辑;从价值论域出发,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制度蕴含着个人、组织和制度三个层面的实践意义;从实践论域出发,被诬告干部澄清正名制度应把牢建章立制、内容调适和强化执行三大未来走向。

基层司法行政部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与破围

“自治、法治、德治”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中的外部驱动与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条件下生成的新逻辑结构。法治与自治、法治与德治存在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因而基层司法行政部门在法治乡村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为此,可通过创新基层司法行政职能,强化自身力量,创新治理形式和治理途径等方式,构建以基层司法行政为中心的乡村法律体系。

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要素的界分和衔接适用

党的自我革命要求用好问责利器。党内问责属于党内法规体系,监察问责属于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不同规范体系决定了两种问责制度在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问责情形等基本构成要素方面的差异,纪律检查机关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体制内在要求两种问责制度适用方面的一致和衔接。厘清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构成要素的界分及其衔接适用,是精准问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充分发挥两种问责利器作用的关键所在。

新时代我国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国际习惯法地位逐渐清晰并巩固。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与科学性,实现当前生态环境法治改革的逻辑自洽,亟需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未来的环境法典中应当明文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其展开宜采总分模式。风险预防原则的三种强度版本是相辅相成、彼此衔接的有机统一体,灵活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且发生可能性应达到“合理怀疑”程度的生态环境风险活动。协商合作型生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耦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于法律理性之中,将实体上生态环境风险共识的形成纳入程序性的法律制度过程,是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内廉政法规体系构建:成就、问题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背景下党中央逐渐构建了一套从治标走向治本的廉政法规体系,党的廉政法规体系构建显现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一体推进、数量扩展和质量提高并驾齐驱、坚持重制定和抓执行一体发力等特征,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前党内廉政法规体系仍存在结构失衡、执行力度不足、实施效能不彰、监督弱化等问题。未来仍需进一步完善党内廉政法规体系,统筹推进党内程序性法规与实体性法规的制度均衡,健全党内廉政法规执行的责任机制和监督配套机制,不断提升党内廉政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

湖南营商环境建设:实践、问题与优化路径

湖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决策部署,结合湖南实际,坚持顶层设计、问题导向和制度创新,湖南营商环境建设取得长足发展。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湖南营商环境建设仍然存在政务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有待进一步规范、法治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建设的协同联动有待进一步突破等问题。持续优化湖南营商环境应当以数据赋能为抓手,打造优质高效政务环境;以平等保护为核心,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环境;以公平正义为保障,夯实营商环境法治根基;以多元主体参与为导向,构建营商环境协同联动新格局。

体育仲裁“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多维解读与适用进路——以新《体育法》第97条为中心

新《体育法》中新增体育仲裁专章成为我国体育仲裁救济方式之开篇,该章第97条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体育仲裁中的法律规范,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与进路尚不明晰。所以有必要先分析“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体育仲裁中的内在逻辑。其次,因新《体育法》第97条在规范上存在概括性和模糊性,故须明确该原则的生效时间、作用对象、作用范围以及例外情况等内容。最后,分析体育仲裁实践中出现“重复仲裁”“重复诉讼”现象的多重诱因,结合体育纠纷的特殊性,借鉴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域外经验以及国内民事诉讼判定“重复诉讼”的标准,总结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进路应当遵守“三同说”基本原则,以及在涉兴奋剂案件和第三方主体案件中的特别标准。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多维解读与适用进路的确定,可有效减少甚至规避“重复仲裁”“重复诉讼”现象的产生,同时有力助推我国体育仲裁独立、公正、高效运行,更好地发挥体育仲裁在体育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研究

大数据时代,敏感个人信息与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直接相关且易受侵犯,故需作特殊保护。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敏感个人信息特殊保护的规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粗到细的过程,并由此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敏感个人信息分类保护规则、从严保护规则、弹性保护规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敏感个人信息的范围和分类,可基于刑法保护法益的独立性原则,作适当有别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评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高度敏感个人信息与低度敏感个人信息的区别保护模式应继续坚持,高度敏感个人信息和低度敏感个人信息的既有数量标准不宜调整,高度敏感个人信息的既有种类不宜增加,高度敏感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应坚持实质标准从严慎重判断。《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后,应在坚持刑法保护敏感个人信息的模式不变、力度不减的基础上,着力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的严格实施,增强敏感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整体效能。

传统慈孝伦理在少子老龄化社会如何转化

慈孝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规范。其以亲慈子孝的家庭代际伦理为起点,推而扩之为社会国家的公共伦理,并以亲子天然血缘之情与“天生民而立之君”之道均以“慈幼之”的天道为最高依据,以自然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和聚族、聚业而居的生活方式为基础,维系传统中国人代际间亲慈爱子—子敬孝亲的家庭和睦以及君慈惠民—忠君体国的社会稳定秩序。时至今日,慈孝观念和行为仍然是中国家庭伦理的底色,也是国家制定国计民生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发点。但随着少子老龄化和城市化的冲击,出现了家庭主体缺失、多元,以及国家社会的公共伦理层面都面临全方位可持续地承受“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一老一小”慈孝压力的新情况,传统慈孝伦理急需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严格遵循法治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又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