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成书时代考

《易经》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占卜吉凶祸福到认识万事万物,从阴阳概念的产生到八卦的创成,再从八卦推演到六十四卦,是一个循序渐进、一脉相承、逐步发展、日臻完善的过程。其时可长达四、五千年的悠悠岁月。关于《易经》成书之时代问题,有两个毋庸置疑的可靠渠道:一个是从发展演变达数千年之久的数字易卦中,来探寻八卦的起源和易经的来源问题,其时至于西周晚期;一个是从《易经》自身的卦爻辞中,来捕捉和推断《易经》成书之确切年代,其时大约为周宣王时代。

论上博藏楚竹书《周易》

楚竹本《周易》的发现,拨开了易学史上的诸多谜团,澄清了易学史上的诸多问题。从楚竹本《周易》所揭示的内涵来看,楚竹书《周易》中所运用的卦画符号是数字卦与符号卦日趋统一的又一典型例证;楚竹书《周易》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经文中出现的多种类型的特殊符号;楚竹书《周易》的另一特点,是经文中"匚"符号的发现及其所引起的种种认识和推测;楚竹书《周易》中的有经无传,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周易》经传所产生的时代问题。这可以在与今本《易》之相互比较中,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点和优劣问题。

论夏禹时代的占卜易卦

夏禹时代是尧(唐)舜(虞)禹(大)及夏王朝时代,其时大约为距今4300—3700年。此一时代,在考古学上谓之龙山文化后期和二里头文化时代。夏禹时代之占卜易卦,需要深入探讨的有两处:一个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及其铭文中的占卜易卦;一个是二里头遗址中所发现的卜骨现象和数字符号。作为单个数字的出现,如舞阳贾湖出土的时为8000年前的一个"八"字,西安半坡遗址出现的6000年前的"╳"(五)字,仅可作为一层意思。到了陶寺遗址中出现的4000年前的"O一∧一"(日一六一),几个数字符号连用且又和文字符号并署,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数字易卦。这一征象表明数字易卦作为完整的单卦,发展到此已树起了一座可资确证的里程碑。而到了二里头文化时代,则出现了一、二、三、∧(六)、十(七)、(八),即大多数的单个奇、偶数都出现了。这又一变化,不禁使人联想起由奇偶所组成的阴阳卦画,并可由此去探寻其卦画符号之渊源问题。

《易经》创作时代之辩证

对《易经》的创作时代问题，是历代学者所十分关注和争论已久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司马迁那句“文王拘而演《周易》”（见《报任少卿书》），是《易经》作者及时代的一种定论。但历史事实并非简单的一句话所能定论。“文王拘”确是历史事实，“而演《周易》”则委实难考。但不管怎样，司马迁的定论既让人坚信难疑，又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论西周易卦与《易经》

中国易学史在经历了由伏羲时代到炎黄时代再到夏商时代的滥觞期之后，迨西周初期则呈现出甲骨易卦和金文易卦并蒂兴盛的璀璨局面；到了西周中后期，又出现了陶文易卦，特别是陶拍易卦的出现，说明《易经》六十四卦的卦序结构已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切充分说明：《易经》一书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怀胎”之后，到了西周中后期，正在履行它的“一朝分娩”之重任。

论炎黄时代的八卦原始形态

炎黄乃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的简称,其时代大约为距今6000—5000年。炎黄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由农牧业经济过渡到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肇始。从考古学方面来讲,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和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以及良渚文化时代。此一时代,从出土的大量与《周易》八卦相关的文物考古资料说明:由占卜吉凶祸福到认识万事万物,由阴阳概念的产生到八卦的形成(雏形),由单卦(三爻一卦)发展到重卦(六爻一卦),由单一载体演变到多种载体,并由此而初步确立了八卦的原始形态和模式,是该时代的重要特色。

论帛书《易经》中的卦画与爻画

帛书《周易》，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一件帛幅中。帛书《周易》按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1）《六十四卦》即《易经》，共约四千九百余字。（2）《六十四卦》的卷后佚书，其主要内容是孔子和他的弟子讨论卦爻辞的记录，包括《二三子问》、《衷》、《要》、《缪》、

论殷商时代的占卜易卦

《易经》成书之前的占卜易卦,从文物考古资料所见,由八千年前传说中的伏羲时代、五六千年前的炎黄时代至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夏禹时代,此可视为易卦由单卦(三爻一卦)演变到重卦(六爻一卦)的孕育期;再从殷墟出土的以易卦卜筮为代表的殷易来看,确证了殷易可视为易卦由单卦演变到重卦的完成期,并开始孕育卦爻辞。殷商时代的占卜易卦,在此需要深入探讨、厘清和确证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重卦的作者问题,一个是《易经》的来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