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有效吗?——基于71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全球金融危机后,包括宏观审慎管理在内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此类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基于71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00—2017年的数据,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对资本流动、汇率、信贷以及外债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大部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在降低FDI流入、抑制有效汇率升值和降低短期外债比重方面效果显著,但也有一些政策会促进有效汇率升值和国内信贷扩张;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在调控跨境资本流入和流出时具有不对称效应:对跨境资本流入管理的有效性大于资本流出;资本流动管理政策仅在短期内有效,持续时间通常在1至3年,国际金融局势变化也会导致部分政策效果迥异。因此,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仅可作为相关政策的补充,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只有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及健全金融市场等,才能维护金融体系平稳。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产品市场竞争、客户关系治理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基于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市场地位的双重考量

以中国2010~2017年475家创新型企业为样本,探索不同产品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客户关系治理方式选择及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从结构维度看,企业给予客户商业信用有助于其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从过程维度看,企业对客户进行关系专用资产投资不利于其技术创新能力提升。②高市场地位企业不愿意进行客户关系治理,而在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则愿意进行客户关系治理。③行业竞争强度差异将会对高市场地位企业在关系治理方式选择产生影响。相对于高行业竞争程度企业,企业市场地位对低行业竞争程度的企业客户关系治理方式选择影响更大。

金融科技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兼论金融监管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金融科技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对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存在驱动效应,且二者的关系是非线性的。特别地,金融科技对企业财务风险抑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在较强的金融监管约束下,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来看,在金融市场发达地区和科技型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企业财务风险呈现更强的抑制效果;金融监管强化了金融市场欠发达地区和科技型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抑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并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这些都有助于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水平。

人民币储备需求的驱动因素——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证检验

自2009年我国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以来,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功能不断显现。本文使用面板Logit模型实证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前,对中国倡导的国际秩序的偏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以及美元汇率贬值构成了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人民币储备需求的主要驱动因素;自我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入的依赖成为人民币储备需求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时,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的人民币储备需求也与其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有关。此外,一国经济规模、对中国进口依存度及中国经济基本面等驱动因素也得到了实证数据的部分支持。中国应适应人民币储备需求驱动因素的转变,动态调整并优化人民币国际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