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大气污染物O_3与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的时间序列分析

目的探讨济南市大气污染物O_3对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急性影响。方法收集2013～2015年济南市逐日空气污染物、气象资料和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死因数据,控制长期趋势和季节趋势、气象因素、星期几效应(DOW)、节假日效应(Holiday)和集中供暖效应(Warm-heating)等混杂因素,采用基于Quasi-Poisson回归的广义线性模型(GLM)进行分析,计算O_3浓度每升高10μg/m^3,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增加的ER及95%CI。敏感性分析实施双污染物模型(O_3+PM_(2.5)、O_3+SO_2、O_3+NO_2)和多污染物模型(O_3+PM_(2.5)+SO_2+NO_2)拟合。同时进一步对性别、年龄进行分层分析。结果 2013～2015年济南市O_3日均浓度为102μg/m^3、日均呼吸系统疾病死亡人数为8人。O_3浓度每升高10μg/m^3,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在lag3和lag05时达到最高,分别增加0. 95%(95%CI:0. 28%～1. 63%)和1. 70%(95%CI:0. 27%～3. 16%)。男性和女性的ER值差别不大,但65岁以上人群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显著增加。结论济南市大气污染物O_3对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具有显著急性影响,65岁以上老人更为敏感。

2014-2018年济南市居民肺癌疾病负担研究

目的分析2014-2018年济南市肺癌死亡和疾病负担及其变化趋势,为开展肺癌综合防控工作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4-2018年济南市肺癌个案资料,计算死亡率、中国人口标化死亡率(ASMRC)、早死寿命损失年(YLL)、伤残所致寿命损失年(YLD)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等指标,不同性别间死亡率比较采用χ^(2)检验。通过Jionpoint回归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PC),APC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2014-2018年济南市肺癌死亡率和ASMRC分别为53.45/10万和37.73/10万,男性死亡率(71.05/10万)高于女性(36.12/10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12.20,P<0.001;女性标化死亡率随时间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PC=-4.36%,t=-3.412,P=0.042;每千人口DALY、YLL和YLD分别为387.74、383.50和4.24,YLL/DALY为98.91%,YLD/DALY为1.09%,DALY率每年以2.20%的速度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PC=-2.20%,t=-3.440,P=0.041;肺癌疾病负担随年龄增加而增加,60~<65岁负担最重,>35岁以上男性DALY率均高于女性。结论济南市肺癌死亡率高,YLL是济南市居民肺癌疾病负担的主要来源,尤其是高年龄段男性,应重点关注。

济南市2015-2020年4类重大慢性病死亡水平及早死概率变化趋势分析

目的分析2015-2020年济南市4类重大慢性病早死概率的特点及其变化趋势。方法利用2015-2020年济南市的死因监测资料和人口资料,应用简略寿命表法、Joinpoint回归法等方法,分析4类重大慢性病早死概率的特点及变化趋势。结果2015-2020年4类重大慢性病的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变化范围分别为568.65/10万~604.06/10万、366.77/10万~432.48/10万。2015-2020年济南市4类重大慢性病早死概率平均每年下降3.33%[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3.33%,95%CI:-6.25%~-0.32%],以心脑血管疾病(AAPC=-3.23%,95%CI:-6.32%~-0.05%)和恶性肿瘤(AAPC=-3.58%,95%CI:-6.83%~-0.21%)下降为主,女性下降速度(AAPC=-4.19%,95%CI:-7.56%~-0.70%)大于男性(AAPC=-2.92%,95%CI:-5.65%~-0.11%)。结论2015-2020年济南市4类重大慢性病早死概率呈下降趋势,防控工作中应将男性群体列为重点人群,还要注意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的下降趋势不显著的现象。

济南市城乡女性乳腺癌2012-2015年发病和死亡分析

目的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为了解济南市乳腺癌发病和死亡情况,对济南市2012-2015年女性乳腺癌发病和死亡现状进行了分析,为开展乳腺癌干预措施和确定乳腺癌研究方向提供依据。方法利用济南市肿瘤监测系统提供的2012-2015年女性乳腺癌发病、死亡资料以及相应的人口资料,计算城区与农村地区年粗发病率/死亡率、世标率、年度变化率、发病年龄、绝经前/后患者比例、年龄别发病率/死亡率和城区与农村地区乳腺癌发病率、死亡率之比,采用Excel 2007、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2012年济南市城区和农村地区女性乳腺癌发病年龄分别为（54.40±12.40）和（52.02±12.48）岁,2015年分别为（55.34±12.14）和（53.15±12.10）岁,与2012年相比2015年城区和农村地区平均发病年龄分别增加了0.94和1.13岁;〈50岁年龄组乳腺癌患者的比例城区由2012年的38.20%降至2015年的33%,农村地区由2012年的47.10%降至2015年的43.65%。2012-2015年济南市城区女性乳腺癌年均发病率为52.77/10万,年均死亡率为9.76/10万,农村地区年均发病率为44.77/10万,年均死亡率为10.78/10万。2012-2015年济南市城、乡地区女性乳腺癌患者发病率比值30-〈55岁年龄组在0.97-1.08,25-〈30岁年龄组以及≥55岁年龄组在1.20-1.55,合计比值为1.24。2012-2015年济南市城乡地区女性乳腺癌发病率高峰分别在55-〈60岁（121.21/10万）和50-〈55岁（94.73/10万）,≥60岁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逐渐下降。死亡率高峰城乡地区分别在65-〈70岁（22.34/10万）和50-〈55岁（25.04/10万）,济南市城区≥60岁随着年龄增长死亡率未见明显下降,而农村地区≥60岁随着年龄增长死亡率有所下降。结论济南市女性乳腺癌年均发病率城区高于农村地区,而死亡率农村地区高于城区;发病、死亡高峰年龄城区均晚于农村地区。应采取相应的提早干预措施对肿瘤早发现、早治疗以改善预后。

应用捕获-标记-再捕获法评估济南市户籍居民死亡登记漏报水平

目的 应用捕获-标记-再捕获法（capture-mark-recapture，CMR）评估2013－2014年济南市居民死亡登记漏报水平。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按照城乡分层抽取济南市2个区、3个县，从抽中的每个县（区）随机抽取3个乡镇（街道），每个乡镇（街道）随机抽取8个村（居委会）。通过民政、公安、妇幼、村医、村干部、社区居委会搜集辖区内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户籍人口死亡名单，与死因监测数据进行比对，计算漏报率。结果 本次调查共收集济南市2013－2014年死亡病例2 903例，死因监测登记同期死亡病例3 113例，CMR估计死亡病例3 772例（95%CI：3 741～3 802），死因监测漏报率为17.46%。不同类别的漏报率比较，2013、2014年漏报率分别为19.29%、15.57%（χ2 =8.92，P〈 0.01）。城区、农村漏报率分别为20.91%、11.93%（χ2=47.35，P〈 0.01）。男性、女性漏报率分别为17.87%、16.98%（χ2 =0.48，P〉 0.05），〈 5岁组、≥5岁组漏报率分别为21.57%、17.45%（χ2 =0.03，P〉 0.05）。结论 济南市死因监测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应用CMR可以评估漏报水平，建议定期开展漏报调查，校正常规监测数据，并针对发现的漏报重点环节进行改进。

2014—2018年济南市居民肺癌死亡特征和减寿分析

目的分析2014—2018年济南市居民肺癌死亡特征及减寿情况,为济南市肺癌的防治工作提供依据。方法肺癌死亡数据来源于山东省肿瘤登记信息系统。采用SPSS 20.0计算死亡率和标化死亡率(SMR)以及潜在寿命损失年(PYLL)、寿命损失率(PYLLR)、标化寿命损失率(SPYLLR)和平均减寿年数(AYLL)等指标。死亡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2014—2018年济南市肺癌死亡率为53.45/10万,SMR为37.73/10万,男性肺癌死亡率(71.05/10万)高于女性(36.12/10万),农村(56.91/10万)高于城市(50.98/10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812.20、50.53,P<0.01)。济南市肺癌死亡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高,80~岁达到峰值。2014—2018年40~和45~岁年龄组肺癌死亡率随时间呈下降趋势(APC分别为-8.42%、-6.53%,P<0.05)。济南市居民肺癌所致PYLL为79924人年,AYLL为9.42年,PYLLR为2.79‰,SPYLLR为2.25‰。男性肺癌造成的AYLL(8.97年)低于女性(10.53年),农村肺癌造成的AYLL(9.18年)低于城市(9.63年),男性、城市人群的肺癌PYLLR分别以4.30%、4.98%的速度逐年下降,SPYLLR分别以5.06%、5.83%的速度逐年下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济南市肺癌死亡率较高,疾病负担较重,应重点针对男性、老年人群、农村居民进行健康宣教和肺癌筛查,进一步加强肺癌防治工作。

1990年与2013年中国人群暴力疾病负担分析

目的分析1990年与2013年中国人群暴力疾病负担及变化趋势。方法利用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中国研究结果，采用死亡率、过早死亡损失寿命年（YLL）、伤残损失寿命年（YLD）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等指标，对中国人群暴力疾病负担情况进行描述，并与1990年相应指标进行对比，描述中国暴力疾病负担的变化情况。结果2013年中国人群暴力死亡2．05万人，死亡率为1．44／10万；暴力造成的DALY损失为108．3万人年，其中锐器伤暴力造成的DALY损失为47．50万人年，火器伤暴力造成的DALY损失为9．03万人年，其他原因暴力造成的DALY损失为51．60万人年。男性暴力造成的DALY损失高于女性。与1990年相比，暴力标化死亡率下降67．35％，暴力DALY绝对值下降68．07％，暴力年龄标化DALY率下降70．47％；分年龄组结果显示，青壮年和老年人群的暴力疾病负担最为严重，与1990年相比，2013年970岁老年人的DALY绝对值上升9．36％，其中锐器伤暴力DALY上升17．65％；暴力标化DALY率在各个年龄段均呈现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最大的是0～4岁，其中，锐器伤暴力DALY率在0～4岁年龄段下降幅度为75．1l％，火器伤暴力DALY率在0～4岁年龄段下降83．20％。结论现阶段暴力造成的疾病负担下降，男性人群疾病负担高于女性，老年人的暴力疾病负担出现上升，且以锐器伤暴力为主，须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社区高血压患者家庭医生签约管理服务效果评价

目的探讨家庭医生签约管理服务应用在社区高血压患者中的效果。方法选取2018-05-01-2019-05-31济南市莱芜区寨里中心卫生院180例社区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组间一般资料匹配的原则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9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管理,观察组实施家庭医生签约管理,对比2组患者舒张压、收缩压、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及低密度脂蛋白(LDL)等各项体检指标水平及不良生活方式。结果干预后观察组舒张压为(84.30±7.09)mm Hg,低于对照组的(89.73±8.92)mm H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521,P=0.001;收缩压为(135.81±9.30)mm Hg,低于对照组的(145.81±10.33)mm H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825,P<0.001;TG为(1.99±1.11)mmol/L,低于对照组的(2.63±1.24)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48,P<0.001;TC为(5.61±0.92)mmol/L,低于对照组的(6.62±0.33)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803,P<0.001;LDL-D为(3.01±0.73)mmol/L,低于对照组的(3.37±0.94)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70,P=0.005。不良生活习惯方面,观察组患者吸烟比例为4.44%,低于对照组的25.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730,P<0.001;饮酒比例为3.33%,低于对照组的27.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470,P<0.001;不良饮食比例为2.22%,低于对照组的18.8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240,P<0.001。良好生活习惯方面,观察组合理运动比例为93.33%,高于对照组的34.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7.642,P<0.001;规律用药比例为97.78%,高于对照组的4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8.597,P<0.001。结论社区高血压患者采用家庭医生签约管理服务,可以减少影响血压水平的相关因素,提高患者对自身的管理能力,使血压维持在稳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