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与近代济南社会变迁研究

1855年,黄河改道袭夺大清河入海,这是近代济南及山东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给济南及山东带来了多方面的深远的影响。黄河的泛滥决溢给近代济南地区带来无数次的水患,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灾难之惨重甚于历史上任何时期。黄河灾害严重摧残了济南的生态环境,破坏了民众的生产生活,进而影响了济南社会的结构与风俗民情,限制了济南城市发展的空间。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与研究

先行区历史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可谓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之地,是水运要津、工商业繁荣之区,是山水秀丽、生态优美之地,是红色文化、非遗文化丰富之区。因此要树立文化自信,大力研究和宣传先行区历史文化,塑造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品牌,营造具有文化内涵的田园城市。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是传承先行区文化发展之源,构筑先行区文化自信之基,是丰盈民众精神家园之花,是济南可持续发展之根。

借鉴我国传统家风家教文化创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家礼、家训、家风是我国传统社会主要的家庭教育模式。以家庭教育为核心世代衍化而成的家教文化,对于个体价值观念和道德思想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现阶段,在我国优化家庭教育、塑造良好家风过程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接住地气、聚拢人气,在全社会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

历史文化视角下儒商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析论——以济南为中心的考察

儒商及儒商传统孕育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明清时期,发展于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政策左右着儒商传统的发展,儒家思想及商业思想的发展丰富着儒商传统的内涵。义利兼顾的为商之道、诚信为本的营商之观、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等皆为儒商传统的优秀品质。

胶济铁路的修建与近代山东经济格局的重构

近代山东,随着运河的阻塞、海运的兴起和通商口岸的开放,运河带城市逐渐衰落,而烟台、青岛等城市因港而兴;胶济铁路的修建,则使铁路沿线的城镇迅速兴起。铁路和海运为主的新式水陆交通体系的出现,改变了近代山东的交通格局,进而导致了近代山东经济格局的重构。胶济铁路沿线及沿海通商口岸崛起为近代山东的经济中心,这种经济格局的影响至今犹存。

中国儒家的“德福一致”思想及其价值观念探析——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与幸福一致思想视角

中国儒家道德与幸福一致的伦理思想及其价值观念是一座需要深入挖掘的宝库。“孔颜之乐”“仁者无忧”是儒家“德福一致”思想的基本形态和主要命题。儒家的德性幸福观与儒家价值观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价值观念展开并体现于儒家的“德福一致”具体观念及与之相涉的关系问题中。“义以为上”等价值观可以视为构建儒家德性幸福观的逻辑前提和哲学基础。“君子谋道不谋食”是儒家“义以为上”价值观的基本命题的主要表现形式。作为儒家幸福观主要命题的“孔颜之乐”,正是作为儒家“义以为上”价值观基本命题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内涵的延伸和体现。

论价值与幸福的内在统一——价值哲学与幸福论的内在联系问题探讨

幸福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多元概念,它涉及到许多学术领域的重大关系性问题。西方价值论与幸福观念内在统一的观念渊源流长,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关于幸福与价值的关系才得到比较全面而科学的阐释。价值观在马克思科学幸福观结构中和幸福哲学的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科学的哲学幸福观的理论前提是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实践观。主要是围绕着幸福与实践关系阐释有关幸福的实质及幸福实现的社会规律等等问题。在唯物史观视阈下,社会实践中的主客体间价值关系同样存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幸福实现过程中。马克思把异化劳动和幸福异化联系起来,从异化劳动的主客体价值关系层面,把私有制和社会分工认定为资本主义剥夺工人阶级的幸福的根本社会原因。任何一种哲学幸福观都是归属于某一种幸福哲学,作为哲学观的幸福范畴和作为伦理学的范畴既有重要区别又有一定联系。幸福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学科基础,哲学幸福观是马克思主义幸福哲学的体现或基本表现形式。

马克思“人民的现实幸福论”中国化的哲学基础与理论成果探析

"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它具体而系统地考察"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活动特定的主体、客体、终极目标、特殊规律、基本阶段、条件及途径等问题。马克思"人民的现实幸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幸福论"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幸福"思想是对马克思"人民的现实幸福"理论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幸福"理论是一种后"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其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内在的根本价值要求。实践化是马克思"人民的现实幸福论"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科学实践观及其实践哲学是其根本前提和间接性哲学基础。在马克思"人民的现实幸福论"中国化过程中,我们要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的基本方法,处理好其中的总目标与具体目标或阶段目标的辩证关系,将"人民幸福"的价值追求作为其根本性目标和中心任务。

西方道德与幸福一致观念的伦理学分析

西方伦理学者关于德福一致的观点可以划分为内在同一论和外在相关论两种,二者各自有自己所持的某种确凿的根据和较充足的理由,并且对后来直至现代幸福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客观存在的历史背景方面的原因,它们在总体上还存在明显的偏颇、缺陷或者说硬伤。我们有必要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和科学幸福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对西方伦理学德福一致观念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等进行深入分析和理性反思。夸大美德与幸福的必然联系、把道德视为幸福实现的充分条件和唯一因素,是西方道德与幸福统一理论的重要缺陷,它产生的原因涉及对科学幸福概念的本质属性(幸福的本质),幸福实现活动的性质、结构、基本要素之间关系(本质层面)等方面问题的认识。把道德作为幸福本身的内容,把幸福作为伦理学的重要范畴,把伦理学作为幸福问题研究的重要领域,这其中有诸多前提性问题及合法性依据问题需要进一步追问和澄明。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幸福观及其相关问题探究——关于哲学幸福观与伦理学幸福观关系的辨析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幸福论即新唯物主义幸福观,主要包括哲学幸福观和伦理幸福观两大部分,它正确破解了“幸福何以可能”这个难题,从而实现了对西方幸福本质论的革命性超越。正确把握和厘清哲学幸福观与伦理学幸福观的学科关系问题,是中外幸福思想发展史及西方哲学和伦理思想史遗留下的未解难题。要完整地揭示幸福实现活动的根本依据和基本条件等幸福学的基本问题,就要把关于幸福哲学和幸福伦理学的研究有机融合起来,并把两者做比较明确而恰当的学科界定。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幸福观以科学实践观为根本依据,从总体上把握现实的人的幸福实现活动,以幸福哲学及哲学幸福观研究为主导,以综合性方法为主,在确立哲学幸福观的学科地位基础上,把幸福哲学和幸福伦理学的分别研究统筹起来。

齐长城与齐鲁商战

对于像齐长城这样较大的历史文化遗存,如果仅仅从军事的角度去加以认识和理解,往往会失之偏颇。造成这种偏颇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儒家思想观念对后世所造成的思维惯性。儒家经典《春秋》、《左传》中所详记的尽属政治史、军事史以及伦理道德演化史,但客观的历史远比这些经籍所反映的内容更为全面、广阔,如《管子》所反映的经济方面的内容,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璀璨的经济成就,构成了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春秋》、《左传》和《管子》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齐国在春秋时期的崛起,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经济上的胜利;修建齐长城不仅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更是经济竞争的需要;齐长城不仅可以作为军事屏障,更是齐国从事商战的有力武器。

论维新派政治活动在海外空间的延续

百日维新失败后,出走海外的维新派骨干成员以流亡者的政治角色继续活动。为了维护海外生存空间,维新派流亡者利用清政府与列强的外交矛盾,孤立清廷顽固派。直至清朝覆灭,维新派流亡者以海外为主要活动空间。在海外的长期生活,使得维新派流亡者游离于国内政治主流之外,难以有效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道德经》“祸福相倚”幸福观与老子本体论哲学

《老子》中蕴含着比较丰富的"祸福相倚"幸福观念,"福"比较接近于我们现代实用的"幸福"一词的实质内涵,并不排斥"乐"的内涵;在"三去"中包括"祸"所指。"祸福相倚"既是老子辩证矛盾观的基本命题和重要内容,也是老子幸福观的核心观念。老子的"祸福相倚"幸福观念是道家幸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子哲学思想及矛盾观的运用和体现,它表明了老子对幸福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包括对情感(幸福感)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朴素认识。老子"祸福相倚"幸福观是老子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子辩证哲学的特殊表现,并构成为老子幸福观的特色。

《道德经》“祸福相倚”幸福观与老子本体论哲学

《老子》中蕴含着比较丰富的“祸福相倚”幸福观念,“福”比较接近于我们现代实用的“幸福”一词的实质内涵,并不排斥“乐”的内涵;在“三去”中包括“祸”所指。“祸福相倚”既是老子辩证矛盾观的基本命题和重要内容,也是老子幸福观的核心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