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济铁路与济南商埠的兴起(1904——1937)

近代交通体系的建构与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关联研究是近年城市化研究新的生长点之一。胶济铁路是山东省内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作为近代先进的交通设施,1904年通车的胶济铁路,成为推动济南自开商埠与促进商埠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胶济铁路通车促进了济南商埠的兴起与发展,加速了济南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济南遂不独为山东政治之中枢,更为山东工商业之要埠。

济南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探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部署,要科学有效推进济南乡村振兴发展,需要确定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和指标体系,构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协同振兴模式。在宏观决策层面,要深刻认识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地位作用,确立乡村发展的主体性,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一体的支农惠农机制,深入持续开展乡村文明建设行动,推进济南城乡融合一体化进程。

基于同城视角下的济南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以大城市为中心、以区域为主体的都市圈经济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大城市在一国范围内取得经济支配权而形成若干大都市圈,而大都市圈的形成又提升了大城市的竞争能力和经济势能,并以强大的经济辐射能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调整优化济南都市圈产业结构,是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迫切任务。

明清时期济南城市格局、山水地貌变迁与功能分区研究

明初大修济南城,始于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四年竣工,此后历经成化、万历、天启、崇祯各代重修,基本奠定了明清时期济南古城的格局。德王朱见潾就藩济南,对城区功能分区和建筑布局有重大而深远影响。晚清咸同之际修筑的圩子城,是城市空间拓展的必然结果。

济南产业空间发展路径研究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结构调整问题时使用了“腾笼换鸟”的提法,实际上这也是他的一贯思路。“腾笼换鸟”是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一种战略举措的形象说法,意指把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中心地带转移出去,再把适合中心地带发展的先进产业形态生产形式转移进来,以达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战略目的。济南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

关于“马路市场”整治的思考——以山东省济南市为例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交易量不断增加，随之普遍出现了各大菜场外的“马路市场”，它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已构成一定的影响，已成为市容秩序管理的重点、难点，也是群众一直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当前，济南市创卫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马路市场整治刻不容缓。

济南市黄河文化的丰富内蕴与弘扬路径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是黄河古今流域多民族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重在保护、传承和弘扬。济南市黄河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遗产众多。应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中明确定位,发挥龙头地位,以赋能黄河国家战略在济南的深入实施。

以十一运会为契机的济南旅游发展:环境分析与目标构想

当代旅游发展正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城市在旅游发展中的轴心功能,大型体育赛事作为新型旅游吸引要素,则为城市旅游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契机和支撑。济南是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的主办城市,面对十一运会的日渐迫近,济南必须对已有的旅游基础环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做出分析,并就城市旅游发展的目标、思路与对策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勾画与安排。

乡村振兴的愿景、原则及实践——以济南市长清区马套村为例

立足乡村振兴的愿景及原则，以笔者近年跟踪调研的山东济南市长清区马套村为例，剖析该村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作出的重要指示，着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内在机理，探究马套村以发展特色产业，打造乡村振兴“济南样板”的实践及启示。

济南城市精神的历史追溯

济南城市精神是根植于济南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大舜文化是济南城市精神的源头活水,齐鲁文化是济南城市精神生长发育的沃土。中古以来,诚信、创新、和谐仍然是济南人的集团性格和价值追求。

济南市“阳光大姐”就业创业的思考

济南市妇联为解决下岗失业妇女就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于2001年10月成立了“阳光大姐”家政服务中心，仅两年多就实现了由“就业——创业——市场化、规模化”的三级跨越式发展。仅市、区两级“阳光大姐”就安置了5000名下岗失业妇女就业，6000名失业妇女得到培训。

推进济南工业转型升级对策研究

当前是济南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工业发展方向如何,工作力度如何,成效如何,不仅关系到济南当前工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转型。只有坚持创新驱动,坚持节能环保,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实现济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

孔子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有明显的宗教性成分。孔子认识到人精神活动对信仰的需要,有自己的宗教观念,在其情感和行动方面都有宗教性表现。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当代指导意义探讨——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若干思考

马克思哲学的发展是与幸福的理解密切相关的,从理想的人到现实的人,展现了马克思哲学逐步深化的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把握马克思幸福思想轨迹的内在线索。马克思的幸福思想与哲学及其它思想是二位一体,前者在后者中孕育发展,是后者的应用和体现,后者是前者的主要存在(表现)方式。从学科性质上讲,马克思的幸福思想实质是一种"幸福哲学"。马克思的幸福哲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幸福论形成的基石,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观点、人的本质的观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观点和共产主义学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幸福论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从"以物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再进入到"以人的幸福为中心",这是发展观的重大转折与变革。以人为本的幸福观与马克思幸福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是对马克思人类幸福理论的科学把握和正确运用与发展。

学校德育衔接方法的形成及发展过程的实质——关于大、中、小学德育衔接问题解决方法的哲学思考

所谓的"德育衔接方法形成及发展过程实质"是本质联系的核心内容,它与"非本质联系"相对,它是德育衔接方法形成及发展过程内部比较稳定、深刻的必然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需从德育衔接方法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区分出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通过非本质联系抓住事物的本质联系。只有抓住事物的本质联系,才能认识德育衔接方法形成及发展过程的实质和根本特征,抓住德育衔接方法形成及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认为应该从德育衔接方法概念的具体内涵、德育衔接方法的构成要素、德育衔接方法的内在结构、德育衔接方法的形成等方面入手,从德育哲学的视角,系统而深入地探讨德育衔接方法发展过程之本质层次的特殊矛盾,在此基础上从而形成一个关于德育衔接方法发展过程实质的科学认识。

主体活动与主体能力

在关于影响人的能力发展因素的理论中,有两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一种是三因素(遗传、环境和教育)决定论,一种是实践决定论。然而,三因素决定论把人当成受动客体,把在常态下的潜在与可能性因素当成绝对适用的直接现实性因素,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片面性。因为人的能力既不是由遗传素质决定的,也不是由单纯的环境与教育机械地决定的。实践决定论虽然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与关键,但仍有以偏概全的弊端,因为它割裂,忽视乃至抹煞了认识活动对人的能力发展所具有的独特的巨大作用。我们认为,完整、准确的观点应当是: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才是决定主体能力发展的直接、现实的因素,而遗传、环境、教育因素只有通过主体活动,具体渗透到或化作活动的要素,才能对主体能力的发展发生实际的客观作用。本文拟依此线索,就主体活动决定主体能力发展的具体实现机制、影响主体能力发展的活动因素及其具体品质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论“中国梦”对“以人为本”幸福观的重要发挥

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很大的目的性和价值性就是实现人民的幸福。"人民幸福"是"中国梦"发展战略的重要内涵和基本内容。科学发展观以人民为本的幸福观和"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之间有着内在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充分体现和重要发挥。科学发展观及"中国梦"所阐释的幸福理念具有特定的实践基础,都反映了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对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巨大改变和影响。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人民幸福本位思想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以人民的现实幸福为本"的人民幸福本位论的升华,而"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延伸和大众化。"中国梦"不仅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以人为本"的"本",而且把"人民幸福"也作为"以人为本"的"本"。

职业指导人职匹配理论评述

人职匹配理论以个性心理学和差异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其理论前提是承认人的个性结构存在着差异,这些个性差异适合于不同的职业,人们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可以找到合适的职业,达到人职匹配的目的,以获得个人需要、兴趣及心理的满足,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这一理论包括以下几个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