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扩张中的种族医学——以19世纪英国医学界对西非黑人“种族免疫力”的研究为例

热带病是近代英帝国向热带地区扩张面临的主要自然障碍之一。19世纪,由于西非地区白人殖民者的极高疾病死亡率,该地也被英国人冠以“白人坟墓”的称谓。起初,英国医学界奉行一种“适应病”理论来应对上述问题。然而,通过一系列的医学研究和医疗实践,英国医学界逐渐认为白人在体质上无法适应“不健康”的西非热带环境,而西非黑人则对热带环境具有某种“种族免疫力”,他们不易患上那些对白人而言十分致命的热带病。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医学认识从殖民观念和殖民策略等层面影响了英帝国在西非的扩张,促使英国殖民者由以白人为主导的直接殖民模式,逐步转向依靠“土著代理人”的间接殖民模式,并塑造了最终形成的英属西非殖民地的种族结构和权力关系。此外,这种医学认识也将西非黑人对某些疾病的免疫力视为其生理和精神“缺陷”的副产品。这同样是一种对黑人身心特质的歧视性构建,是一种为英帝国扩张树立“合法性”的“权力叙事”。

库木吐喇窟群区第41窟画塑复原及研究

库木吐喇窟群区第41窟为方形纵券顶窟,窟内清理出泥塑彩绘菩萨像、说法图及壁画残块等,窟内主尊初步可复原为以“圆塑大手”和“浮塑小手”为组合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同时,主室台基前壁绘本生故事,券顶贴塑千佛,地坪上绘有山岳、莲花、大海和摩尼珠等,与主尊像一起构成礼拜千手观音的庄严空间。千手观音和须弥山、末世图景的组合是本窟题材布局的鲜明特色。

金代黄河下游河桥考论

受黄河下游水道变迁的影响,金代黄河下游渡河点历经多次变化,而作为黄河下游两岸重要的交通工具,河桥也在此过程中迁移兴废。金代黄河下游河桥从无到有以及架设地点的更替,不仅反映了此时期黄河下游河道与两岸交通路线的变迁情况,更是标示着金代政治需求的变化。

史学从业简述

以本人从业于史学的经历,本来既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归纳,更无撰写此类文字的资历。《宋史研究论丛》编辑部朋友多次催督,盛情难却,只得借此机会,梳理一下自己进入史学领域以来的读书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体会,对于年轻朋友未必会有什么帮助,姑且以此敷衍塞责吧。一生平学业首先简单交代一下我的生平出处,这对于我后来的学术工作有多方面的影响。

司马光隶书《布衾铭》石刻渊源考论

国图藏司马光《布衾铭》石刻拓片,来自夏县司马温公祠墙壁间的隶书石刻。夏县石刻与仅存拓片的老君洞隶书《布衾铭》摩崖石刻年代相距约六十年,但都是根据司马光的纸本隶书作品摹勒而成,然而纸本并不是这一文本的最初形态。《布衾铭》一文最初由范纯仁创作,司马光以隶书将其书写在范镇所赠的布衾上。这幅作品于是成为彼时他与范镇、范纯仁交游的见证,也成为其高尚品德的象征。布衾消失之后,司马光生前复制在纸上的《布衾铭》在其身后流传下来,成为供苏轼、赵瞻、张耒等人欣赏、题咏的对象。纸本消失后,这幅作品最终以不同于历史事实的形象进入了普通士人的知识世界。

再论北宋河北四路安抚司的形成

关于宋代河北四路安抚司的设置原因与经过尚存在争议。通过历史政治地理的观察视角,从区划与组织两条线索入手复原河北四路安抚司形成的全过程,提出新的解释并丰富若干历史细节。就区划而言,河北军事区划经历了从太祖时的将帅分部守边到太宗时的(行营)都部署,再到真宗时的三路都部署,最后于仁宗庆历八年正式形成河北四安抚使路的过程。就组织而言,庆历边防危机时有关设置河北经略安抚使的提议并未被朝廷采纳,庆历年间卒骄将懦、兵变频繁,是有着明确地理区划的河北四路安抚司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关于岳飞身后形象变迁的几个问题

在南宋中、后期,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著名抗金将领岳飞的身后形象前后有一个变化过程。赵构、秦桧君臣在杀害岳飞后,还竭力传播其作为“罪臣”的信息,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恶劣影响。在岳飞获得平反后,国君权臣、兵卒武将、文人士夫和一般民众等不同人群出于不同立场、不同目的与不同的信息渠道,各自心目中的岳飞形象是有所不同的。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掌握着史籍书写权的道学士大夫们所改造的岳飞形象。

郡守选任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地方治理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格兰各郡已经设有郡守,最初郡守职位往往自发形成。诺曼征服以后,郡守的选任受身份、财产和品行等因素影响,且大多以国王任命为主要方式。随着封建王权的渗透与地方自治的不断发展,郡守选任方式逐渐发展为郡民自主选举。14世纪时,形成了郡守选任的集体任命模式,并伴随着郡守职位的郡际任命和再任命现象。郡守选任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限制,郡守选任权成为国王、贵族和地方社会等各方博弈的焦点,却最终由国王主导。郡守选任既是封建王权介入地方社会的国王意志的体现,又是地方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有效手段。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郡区制与早期地方治理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主要实行以郡区制为主的地方管理体制。郡区制是包括郡、百户区和村的一种三级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郡的出现以百户区为基础,郡法庭是构成郡政府的最重要的司法和行政机构。百户区由数个村组成,是郡之下的行政单元,百户区内设有百户区法庭负责处理民事案件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村是地方基层组织的一部分,村民大会是村内共同的民众集会。村庄共同体是中世纪英格兰乡村基层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郡区制为表征的地方治理彰显了中世纪英格兰三级治理、特定区域治理以及多向化治理的地方治理模式,对于诺曼征服以后的地方社会治理影响深远。

传统历史地图的分布、编绘特点与类型

本文讨论了已有的历史地图定义,总结了传统历史地图在传世史籍中的分布;以解经地图、历史政区地图、历史城市地图和《水经注图》为例,分析了其绘制方法与特点;根据J.B.哈利、戴维·伍德沃德主编的《地图学史》提出的地图新定义,指出应拓展历史地图的范围,初步将其分为七类,即表现历史城市、历史政区、历史建筑(包括墓地)、历史山川、历史环境、历史概念、历史事件或过程的地图。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

王朝国家权力“构造”传统中国社会

在中西文语境下以及不同的学术话语中,“社会(society)”这个概念,都是指一些人基于某种共同性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联,从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共同性与凝聚性。它具有两层意涵:一是指具有某种共同性的人们组合在一起,并表现出凝聚性;二是因某种关联组合在一起的人群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同属于维系此种共同性的某种“制度”或“体系”。前者可称为“具体社会”,如村落社会(共同体)、地方社会等,是因“共同”而形成的“凝聚”,强调的是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密切程度,亦即凝聚性;后者可称为“整体社会”,如中国社会、西方社会以及身份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是从“整体”抽象出“共同”,强调的是其成员间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亦即共同性。无论是“具体社会”,还是“整体社会”,使其构成社会的,都是“关系”--虽然关系的性质各不相同,紧密程度亦各有异,但其成员之间都具有共同的关系,并表现出某种凝聚性。

《全宋文》沈邈文辨正

《全宋文》卷五九六收录了沈邈《乞颁降孔子及从祀人塑像冕服制度状》一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册,第213—214页),编者注明史料来源于《淳熙三山志》。然此文作者绝非沈邈,而是北宋中晚期的沈绅。检《淳熙三山志》卷八《庙学》,内容与《全宋文》辑录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全宋文》编者删去《淳熙三山志》中标题"熙宁四年五月中书批送下提点福建刑狱沈郎中状"(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57页),自拟标题"乞颁降孔子及从祀人塑像冕服制度状"。

北宋韩琦家族后嗣疑难问题综考

因后代声名不显导致的资料匮乏,是限制家族史研究深入展开的主要因素,北宋名臣韩琦家族亦不例外。韩琦侄辈因改名导致传世文献中难以一一对应,韩公彦初名韩景先,韩正彦可能初名韩景渊,韩方彦初名韩景修,其家族所谓“彦”字联名为改名后统一的结果。韩琦次子韩端彦以荫补入仕,曾仕宦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熙宁八年(1075)时已经有韩戢、韩洽和韩诚三子。出土墓志对韩琦子韩粹彦子嗣有11人、12人和14人三种不同记载,是由于时间节点不同,且有时记载包括了生而不育的子嗣,有时仅记载在世子嗣造成的,看似矛盾而实际上仍有可以弥合的空间。

19世纪英国医学界对黑人精神形象的塑造及其影响

近代英帝国的扩张及黑奴贸易活动使英国医学界有更多接触和研究黑人等“有色人种”的机会。基于18世纪后期逐步兴起的“多源论”,以及对黑人“生理缺陷”的初步认知,英国医学界在19世纪依据颅相学、气质学和人种病理学等一系列更具歧视性的“种族科学”,对黑人的“精神缺陷”和“精神疾病”进行了构建与研究。这不仅推动了“多源论”的进一步兴起,也衍生出一种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明观念,使得黑人等“有色人种”被塑造为在生理和精神上皆有“缺陷”的“不文明”的“低等种族”。此类认知迎合了近代西方殖民者固有的种族偏见及扩张需求,在19世纪中后期进一步催生出一种替西方殖民扩张辩护的“文明使命”论,为西方殖民者奴役和支配“有色人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北宋欧阳修撰尹洙墓志铭公案新探

庆历七年(1047)尹洙去世,孙甫和欧阳修分别为其撰写了行状和墓志铭,但两文遭到尹洙家人和同僚的质疑,韩琦更是在其所撰尹洙墓表中针锋相对,用实际行动表明态度。对比欧、韩二文,除了对尹洙文学地位评价不同外,涉及其仕宦经历的内容更是差异极大。欧阳修对涉及尹洙政治纠葛部分皆不书或模糊处理,把自己“避党”的理念贯彻其间,这是他庆历新政失败后从政理念的变化在碑志文创作中的表现。碑志文属于为墓主盖棺论定的文字,撰者在写作过程中会以自己的理念取舍材料,从而导致对墓主生平事迹的彰显或遮蔽。

宋代财政复合单位考释

宋人往往将各种不同内容与价值的钱物数据简单相加,得出一个“贯石匹两”式的复合性单位,用以描述财政收支情况。此类现象在北宋文献记载中大量存在,令后人费解。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跳出财政核算的传统思路来理解这种文本。受实物财政体系影响,复合单位现象早就存在。汉代常有财政开支“巨万”钱币的记载,那不过是为了表达一种意象,不一定为实数。宋代常见的财政复合单位也正是这样,是表达财政统计总额的一种“说法”或“写法”,而不是实际的财务“算法”。到南宋,财政收支中钱币的比例明显扩大,人们开始倾向于将各种不同物品折算成钱币表述总额,复合单位现象因此减少。元明清时期,随着货币体系日趋统一,仅仅作为一种表述形式的财政复合单位也就更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事物了。

19世纪英国医学界对黑人肤色成因的歧视性认知

近代博物学和医学的发展,殖民扩张中与“有色人种”的大量接触,使西方医学界对人类肤色差异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18世纪以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性认识,成为19世纪英国医学界研究黑人肤色成因的重要思想背景。在其影响下,英国医学界在研究中常秉持一种带有歧视性的“天性论”观念,认为人类的不同肤色并非受自然气候的影响所形成,而是不同人种天性差异的外在表现,且能反映出不同人种的“文明”程度。这种歧视性认知不仅影响了英国医学界对黑人常患的热带皮肤病的诊疗,而且塑造了黑人“不文明”和“有缺陷”的种族形象。这也进一步“论证”了所谓的“白人优越论”,为西方殖民者歧视、支配和压迫黑人等“有色人种”提供了“依据”。

后征服时期英格兰郡守制与封建王权(1066—1215)

自1066年诺曼征服至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是英格兰封建王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王权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国王和郡守为典型代表,大致呈现三个阶段。首先,三次郡制改革体现了诺曼征服后国王加强地方统治的决心,且国王在二者关系中占据主动。其次,郡守的身份地位和职能属性反映了国王所推行的地方代理人制度,表现为封建王权对地方社会的主动介入。最后,郡守对国王的反抗代表了这一时期地方社会与封建王权之间的权力紧张。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国王和郡守的关系不仅透视出王室政府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博弈与妥协,也凸显了封建王权介入地方社会的最终目的和行为本质,进而二者在权力调适下趋于动态平衡。

从暂离到永徙:北宋时期对黄河下游水患流民的管控

北宋时期黄河下游地区水患问题突出,引发该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对居住于此的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以致出现持续不断的人口流移浪潮。流移浪潮的形成主要是民众自发迁移的结果,政府的有意为之是助推民众持续流移的另一关键因素。政府基于水患破坏下黄河下游区域经济衰退、无力赈济等原因的考虑,采取“移民就食”的办法,并辅以赈济流民、劝导归业等相关措施,以期实现“灾年外迁,丰年归乡”的季节性流移管控。然而事与愿违,随着水患灾害的愈发严重,再加上政府管控措施存在内在缺陷,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的暂时性流移日渐转变为永久性迁移,从而引发了区域社会的一系列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