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功能论的时代化和中国化

功能是宗教学研究的重要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创立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功能论的理论源头。据检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总共使用“功能”14处,使用“职能”2716处,但使用“宗教(的)职能”只有3处。可见功能和职能等词汇虽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常用词,但他们只使用了3处“宗教的职能”。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功能的考察还是不自觉的,功能这个核心概念在他们那里还没有经过理性的提炼,没有成为他们相关学说的核心概念,没有转化为研究方法。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创立“宗教功能论”,但他们给宗教下了许多功能性定义,由此启发了后世研究者加强宗教功能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研究,也非常注意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文本的解读。在宗教功能问题上,中国学者没有像包尔丹那样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研究方法归结为功能主义,而是把宗教功能研究与宗教本质研究结合在一起,由此迈出了宗教功能论的时代化与中国化的步伐。段德智教授提出了具有他个人研究特色的、内容丰富的“宗教功能论”。这种宗教功能论以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为理论渊源,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功能的少量论说为理论要素,吸取了西方宗教学诞生以来所取得的宗教功能研究成果。他的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时代化和中国化的产物。这是我们中国学者在新时代创建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必由之路。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本质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种意义上使用过“本质”一词,其含义有两类:一是把本质当作事物本身、本性、一般、实体、实质、类、共性及特质的同义词来使用;二是把本质当作形式和现象的对立面来使用,认为本质与形式或现象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宗教思想研究中曾14次使用“宗教的本质”这一短语,他们在晚期的几本著作中正面表述了他们的宗教本质说。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中国宗教学者高度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本质说,力图诠释、阐发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观。整合马克思和恩格思的宗教本质说使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种意义上使用“本质”这个概念,他们有关宗教本质的论说也遵循着本质主义的思维路径,因此他们对宗教本质的揭示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我们今天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时候仍恪守本质主义的路径,其结论也不能达到辩证的高度。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经典论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在引进、吸收、消化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论著研究为主回溯这段历史。在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引进、学习、借鉴、应用和发展苏联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为特色;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宗教学更多地注重引进、学习西方的理论成果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曾经经历过弱化、淡化甚至缺位的曲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了新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宗教论著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传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深沉底蕴,是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根与魂”,是其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社会群体的认同标志。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鼓励和支持我国各宗教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论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原初形态

溯源法又称起源分析法。马克思恩格斯大量使用“起源”这个术语,把溯源视为科学研究和理论思考的方法。溯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一个生成的过程,其结果是原初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溯源法诞生。尽管作为一种方法论学说,它显得零碎、不系统,但对之进行理论整合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仔细阅读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原初形态具有下列理论特征:第一,现实是历史的结果,要以现实为研究起点;第二,在分析起源中达成理性与实证的统一;第三,不仅要研究事物的起源,而且要研究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第四,用运动和变化的观点分析事物发展的历史和原因;第五,回溯式研究与前瞻式叙述。

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要素的论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述中频繁使用要素这一术语。要素还与其他名词组合,形成要素的类别。不过,他们仅在三处提到“宗教和要素”,而没有提到“宗教的要素”。恩格斯把杜林的研究方法归结为要素法,指出杜林要素法的唯心主义性质,而没有谈论过要素法在宗教研究中的作用。在他们之后的宗教学研究中,中外学者对要素法似乎有一种痴迷,先后有多位学者提出过多种“要素说”。要素法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中不是一种独立的方法,而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下位方法。吕大吉的“宗教四要素说”是他研究宗教时提出的一种理论,但不是要素法的产物。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吕大吉以唯物辩证法为宗教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其“宗教四要素说”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

朱得之《老子通义》之诠释特色探析

朱得之《老子通义》之诠释特色有三:一为注重字训考据,在注经风气较为随意的明代,《老子通义》是一部难得的字训与义理并重的老学著作;二为以自然为宗,朱氏以“自然”作为《老子》思想之核心,认为万事万物皆不能外于“自然”,展现出不同以往的诠释路径;三为会通儒道,朱得之为阳明之弟子,受王学“三教合一”思想之影响,其在《老子通义》中也力图突破儒道对立论,从而会通儒道之学。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宗教说

“原始”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时间上的在先;二是形式上的古老。原始的双重含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过的“宗教的最原始形式”“原始宗教”这两个词有密切联系。前者强调的是宗教的最古老的形式,后者强调的是时间和形式上在先的宗教,即原始时代和原始社会的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没有接触原始宗教之前就谈论过宗教的最原始形式,这部分内容不宜纳入马恩的原始宗教说。原始宗教是宗教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内容,也是马恩宗教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过系统的关于原始宗教的理论,但对原始宗教发表过诸多论说。这些论说可以整合为原始宗教的发展阶段、崇拜仪式、自发性质、认识根源、社会功能等五部分内容。

论古希腊节制观念的源起与节欲论的生成

节制是古希腊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运用道德发生学的溯源法可以揭示节制观念的起源和节制概念的生成,展现节欲论的理论建构过程。检索节制一词在希腊古籍中的踪迹,可以看到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初步形成节制的观念,是为古希腊节制观的思想源头。经过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界定,古希腊人的节制观念被提炼为一个伦理概念。柏拉图起先认为道德上的明智就是节制,继而又把节制看作四种主要德性之一。以节制为核心概念的节欲学说在柏拉图对话中已经初步显现,但尚未形成系统的节欲理论。亚里士多德对以往相关学说做了扬弃,将节欲论纳入德性伦理体系,建构了系统的节欲理论。

三一教主林兆恩对三教入世出世论的调和与会通

明代中后期,以“闽中异端”之称闻名于世的三一教主林兆恩大倡“三教合一”之论,从而将儒、释、道三教的入世出世观深度融合。首先,林兆恩从“体用合一”之角度提出入世出世不可偏废的原则,从而消解了三教在入世出世观上的差异。其次,他又以“心”作为判别三教入世出世之依据,通过“心”来论证三教在入世出世观上的一致性。最后,他站在儒家立场,以“归儒宗孔”论调停了三教在教化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善于创新:深入推进“宗教研究中国化”刍议

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培养三支队伍”的重要论述。“三支队伍”的培养工作,显然各有侧重,且有具体要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在笔者看来,要建设好宗教学研究队伍,根本举措即在于“善于创新”,因为其他诸项具体要求,如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等,对当今中国宗教学者皆是不言而喻的客观要求,所以唯有倾力“学术研究上的善于创新”,方能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本文将这种意义上的“善于创新”凝练为“宗教研究中国化”,下面略陈三方面的主要理由。

老子非异端——薛蕙《老子集解》中的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薛蕙著《老子集解》之目的在于为求老子之道者提供指南,其注老之根本宗旨在于阐明老子非异端。首先,薛蕙从道性统一说出发,将孔老并置,提出《老子》为性命之学。其次,针对以往的儒道对立论,薛蕙从“道德”与“仁义”之关系出发,提出老子不弃“仁义”,从而调和儒道矛盾。最后,针对以往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攻讦《老子》为权谋之术,薛蕙辨明申韩“刑名”之学非本于老子,从而有力驳斥了宋儒对老子的误解。通过对《老子》一书的正名,《老子集解》也呈现出会通儒道的诠释特色。

古希腊智慧观念之起源与明智论的生成

通过道德发生学的溯源法,可以揭示古希腊人智慧观念的起源,展示古希腊哲学家建构明智德性论的过程。智慧和明智等词汇在荷马史诗等文献中有相关踪迹,荷马时代古希腊人的智慧观念具有双重内涵,即知识意义上的智慧和道德意义上的明智。到了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智慧和明智的观念经过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众多哲人的反复提炼,形成认识论的知识概念和伦理学的明智概念。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性思辨的智慧与道德实践的智慧,前者要求有直观的理性和第一因的严格知识,体现于思辨科学中;后者就是明智或审慎的道德品质,表示过度的小心与鲁莽之间的中庸之道,与生活实践的行为有关。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通过深入的理论思考,建构了明智德性论,作为其德性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