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理论性社团:高校实践育人的有效载体.--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转型中国读书会为例

由于社团组织建设薄弱、学习资源匮乏以及活动形式单一等因素,很多高校理论性社团难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热情,面临缺乏吸引力的尴尬局面,无法充分发挥思政教育有效载体的作用。本文以转型中国读书会为例,对其活动形式、运行模式以及传播机制进行分析。

以建党100周年为契机探索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新传学生党支部为例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路径对于增强党的战斗堡垒作用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新传学生党支部为例,分析党支部的建设现状、主要工作举措和成效,以期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提升文化自信,打破固化思维,进一步探索和创新基层学生党支部的建设路径。

青年发展型城市背景下大学生的地方感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宁波的实证考察

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背景下,从城市媒体使用、城市活动参与、城市形象感知维度,考察大学生城市地方感的生成及影响因素。通过对浙江宁波高校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城市新媒体使用、参与城市文化活动,以及对城市人居环境形象和政府行政形象的感知可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城市地方感。未来应重视城市新媒体传播、文化活动开展、城市人居环境和政府行政形象在城市传播中的积极作用,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实践提供新思路。

论医疗健康信息的“合理利用”

医疗健康信息的“合理利用”与敏感信息保护之间的平衡,在数字经济时代成为一个重大课题。检视疾病诊疗、医保管理、医学研究、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典型场景下医疗健康信息的应用,存在诸多侵权风险和安全隐患。追本溯源,人格尊严当是医疗健康信息规范利用的逻辑起点,而其“合理利用”则是出于数据向善之规范利用的基本要求。从医疗健康信息“权利束”的视角,国家履行积极保护义务,在确保敏感信息安全与合规的前提下,促进健康医疗产业发展。医疗健康信息“合理利用”规则有二:“一般利用规则”主张“特别告知+书面同意”;“特殊利用规则”主张遵循法定职责范围,恪守合法、正当、必要与程序正义。出于风险防控,行政监管成为医疗健康信息“合理利用”的必要制度,其社会目标主要是防控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发生,经济目标则是防止数据垄断和商业滥用;其路径突出全程敏捷监管、合规监管与科技监管。医疗健康信息的“合理利用”应当构建“赋权+责任+监管”的三元模式。

媒介化生存:数字影像与人的双向进化

数字技术的实质是试图用二进制代码重新编译整个世界,并把万事万物整合到一个关系性的框架中,它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媒介的人化(智能化)和人的媒介化。同时,通过数字化改造的社会实质也将是一个图像化或曰影像化的社会,因为二进制代码编译世界的目的就在于为人类打造一个可供生存的虚拟现实世界。在数字技术对影像进行媒介化改造的过程中,影像的生产逻辑和受众的体验也发生了改变,影像和人之间不再是看与被看的关系,而是互通互联、共同进化的过程,最终实现媒介化存在状态。新型数字影像形态通过挖掘和展现人的意识潜质,以重构时空的方式预演了图像化社会的时空秩序,也让观众获得了体验数字-物理空间这种新型社会形态的入口。

批判、实证与解释:数字劳动异化研究审思

异化理论有着漫长而多样的思想史和哲学史,但也带来异化概念模糊及理论使用泛化的问题。基于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数字劳动异化研究形成了“批判性、实证主义以及解释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的四重异化、福克斯的九种异化形式以及当代西方左翼的数字劳动批判是异化批判范式的主要框架,但都缺少现象学的描述以及主观经验的考察。而以社会心理学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探讨了个体层面的异化心理体验,却以相对浅显的理解取代了对异化的批判性探索。解释主义范式拓展了对于异化的传统理解,成为批判范式和实证范式很好的补充,但相较于前两者,其应用并不广泛。上述方法论对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有各自的理论解释力及缺失。

数字时代美国广告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研究

广告是一个高度应用的领域,必须与广告行业保持持续的联系,并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同步。数字广告影响到传统的广告行业,并给广告教育带来了挑战。通过对美国《广告教育杂志》进行内容分析,了解美国广告教育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传统广告代理模式被颠覆、广告数字技术的运用以及课程行政审核及认证指导的限制。面对挑战,美国广告教育者尝试从四个方面进行创新:整合广告、公关和市场营销学等学科内容;加强与数字时代相关的专业化技能培养;重视学生的体验,通过实践和小班教学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立足本国国情,关注少数群体的广告教育问题。

用户新闻学视域下短视频新闻伦理失范问题与治理研究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手段,它以全新的方式拓宽了新闻生产主体的范围,然而,新闻伦理失范现象也日益凸显,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本文旨在从用户新闻学的多元用户参与新闻生产视角出发,探讨短视频新闻伦理失范现象。本文从新闻生产者、新闻受众与社会环境三个角度深入分析其伦理失范原因,认为技术对生产者的赋权使短视频新闻生产者权利下放,生产者媒介素养低下,受众对娱乐、隐私内容的追求,专业人士“在场的缺席”与平台算法助推失范新闻传播等原因,导致了短视频新闻伦理失范现象的日趋严重。针对以上原因,本文从用户、平台、社会三个维度探析应对措施,提出应提升用户的媒体素养,平台加强监管与利用技术研判风险,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并倡导专业人士发声等措施。

新安全、智能化与网络内容生态治理——2023年度中国网络治理研究全景式学术扫描

随着互联网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之一,网络治理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之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搅动信息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带来智能信息生产与传播治理的全新问题。新闻传播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对新技术新语境下的网络治理课题展开研究探索。本文对2023年度中国网络治理研究展开全景式学术扫描,对新安全格局下网络综合治理、网络内容生态治理、智能治理、数据与算法治理等热点问题研究进行剖解点评,旨在为未来网络治理格局的巩固建设提供参鉴。

融媒体视域下传媒实验室建设的现状与路径探索

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不断深化,传媒业界对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但与此同时标准和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在融媒体视域下,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标准,新闻院校亟需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具备统筹利用报纸、电视、自媒体、社交媒体等多种分发渠道,利用形式各异的媒介提供新闻服务的能力。因此,传统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教学模式急需彻底性变革,将融媒体理念融入专业教学,探索建设传媒实验室成为当前高校新闻教育的紧迫课题。

《家庭教育促进法》在浙江省的实施策略研究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家庭教育促进法》是我国首次对家庭教育专门立法。为保证《家庭教育促进法》在浙江省的顺利实施,有必要梳理浙江省家庭教育方面的前期工作、发现的突出问题,及现有经验做法等,在此基础上明确《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策略。即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知晓率;加强组织协调和指导,切实健全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开展家庭教育人才培训;构建个性化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和工作机制。

变化、问题、对策:媒介文化视角的ChatGPT

ChatGPT对媒介文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媒介内容创作面临新闻人才被取代和新的版权问题,媒介传播进化到了“人机对话”的新阶段,大众传播的传统模式被逐渐颠覆。新的媒介消费形式对知识沟、能力沟造成了冲击,加速和加剧了由此导致的一系列不平等。媒介伦理问题凸显,机器理性需要被重新审视,意识形态风险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应通过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优化人机对话、弘扬公平正义的媒介文化、建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伦理新标准,以及坚持媒介安全防范风险,来应对ChatGPT带来的媒介文化的变化与问题。

城市传播视域下青年大学生就业和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概念提出和建设实践使加强青年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加深人-地之间的情感联结成为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基于城市传播理论,运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城市媒体使用、城市地方感构建对大学生就业和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城市认同和城市新媒体使用能显著预测其城市就业和定居意愿;城市本身如果同时是生源所在地,则大学生更有可能选择在该城市就业和继续定居;此外,地方依恋对大学生的城市定居意愿亦有正向的预测效果。应重视强化大学生对城市地方性的认识,促进大学生对城市文化的经历和体验,推动城市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在吸纳大学生就业和定居的作用显现,这为提升城市人才吸引力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互联网30年:网络舆情监管的实践变迁

中国互联网经历了30年的发展,网络舆情监管机制为国家网络治理的法律体系建构提供了新思维。纵观互联网舆情的形成与发展,立足政府网络监管的实践举措与法律基础,如何健全国家网络舆情监管机制,既能保障网络舆情监管有法可依,又不损害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权利,已成为现实需要解决的难题。在中国网络舆情监管的实践中,网络舆情的失真行为与博弈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人民的切实利益,负面风险侵蚀着国家安全。因此,厘清网络舆情监管的实践变迁历程,有利于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的塑造,有利于政府网络舆情监管机制的完善,更有利于新时期国家网络治理的建设。

论继父母子女规范的限缩解释——以《民法典》第1072条为中心

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沿用《婚姻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具有抚养教育事实的继父母子女间成立亲子法律关系,意在鼓励继父母与继子女善待彼此。该条第2款为参照适用条款,为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愿,在适用过程中宜对第1072条第2款做限缩解释。亲子法律关系的效力范围应限制在继父母子女之间,继子女与继父母的亲属原则上不成立亲属关系。成年继子女只有在履行赡养义务后才对继父母享有法定继承权。在继子女成年前,除离婚外继父母不享有单方解除权。继子女成年后,继父母与继子女可以协议解除,但继子女应对继父母给予经济补偿。

数字时代的信息神话:元宇宙的“控脑”之术与哲学之忧

在一定程度上,元宇宙是人类走向自恋主义的表征,是一场关于认识方法的数字积木游戏,体现的是舍勒所说的西方近代以来思想界对于控制灵魂的方法的迷恋。其运作目的是配合资本意志,试图开启“脑殖民”时代。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元宇宙的概念建构与逻辑演绎,是当代以信息哲学为底色、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对各种智能之物进行探索的热潮,表现在研究领域中的想象性学术创作,可视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文研究“新闻化”的当代范例。

新安全格局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战略任务探析

目前,网络安全已经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涵盖的诸多领域之一,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安全格局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全面加强网络、数据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深化和拓展中国特色治网之道,成为亟待研究破解的重大课题。一方面,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是构建新安全格局的重要一环,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保障;另一方面,在新安全格局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就必须增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与国家安全体系的契合度。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代意蕴、属性及特征

相对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的非物质性或“软性”特点让其内涵在实践中更不易把握,现代社会和中国式现代化语境规定了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解的时空维度。其现代意蕴更多强调的是在现代化意义上一定标准规范基础上的精神生活的相对公平富有,不能陷入强调个人精神上的“自我满足”的误区,可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精神生活多个维度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实际可行需求的满足。而其内在属性主要表现在精神性、价值导向性及依附性三个方面,外在特征则主要体现为文化共享、价值共识、精神共聚。理解和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代意蕴及属性特征,才能更好地推进其实践及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

唱出焦虑会减少社会风险吗?--媒介社会学视角的《大梦》及其传播

在生命历程中,人们普遍面临着歌曲《大梦》所唱的“怎么办”的问题。焦虑作为一种团结的力量,可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和思考社会风险,并采取行动以应对这些风险。音乐作为一种媒介和表达形式,具有独特的力量,能够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从而带来安全与平和的体验。社交媒体和音乐流媒体的兴起,使音乐的传播和评论更加广泛与迅速,进一步增强了音乐的抚慰作用与社会影响力。唱出音乐、欣赏音乐和分享音乐,不仅能够带来个人的安宁与平静,还能在社会层面上产生积极的影响和变化。

持相机的摩登女性:早期中国相机广告中的性别、技术与现代性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见证了现代摄影如何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日常生活实践。这一转变固然得益于不断革新的摄影技术,但是普通人对现代技术的理解和接受还需要进一步的中介和调停,早期的相机广告恰恰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作为20世纪最成功的摄影技术公司之一,“柯达”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大众媒体上开展了一系列密集的商业营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视觉形象是一群手持照相机的摩登女性。总体而言,借助有关技术和性别的视觉再现,这些广告形象成功地向中产阶级读者传达出一种全新的视觉现代性。但是,对于现代视觉主体来说,现代性一方面充满了愉悦与诱惑,另一方面又带来了焦虑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