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中国学派”如何可持续发展

“动画中国学派”是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中曾经获得国际认同的学派,当下深刻认识什么是“动画中国学派”,如何使其可持续发展并继续获得国际认同,都是值得学界认真研究、探讨的重要问题。坚持以中国优秀文化为核心内涵,努力追求内容和形式层面的“中和”之美,特别强调“儿童态审美”创作的使命与目标,是“动画中国学派”可持续发展不可忽略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文化自信是“动画中国学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与作品中中国优秀文化审美因素含量成正比。

“美在和谐”视域下当代电视剧电影化发展探析

我国电视剧的电影化创作及其研究,其自觉意识从无到有、逐步增强,从20世纪末的初级阶段发展到了当下的相对高水平的阶段。以“美在和谐”的观点来看,当代电视剧的电影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更好地实现了影视艺术的融合创新。电视剧在其故事讲述中自觉运用行云流水般的穿插闪回、倒叙或预叙等创作手法,能有效强化故事的情节张力并提升人物形象塑造的效果。当代电视剧在电影化发展中更注重镜头使用、画面构图及细节呈现,以此创造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和厚重历史感的意味深长的审美意蕴。而努力创作更富于艺术审美的视听表达,使电视剧声画相融相生从而更好地表达剧中人的“心象”及情绪,已成为当代电视剧电影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论影像中的景观空间——以贾樟柯电影为例

景观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的建构物,印有空间文化实践的标记。贾樟柯以景观这一种视觉载体创造出独特的景观影像,在其影像作品中,景观空间既是纪实,也是表征,它既建构纪实性影像美学,又是一种意义的生产,具备某种象征意义。“世界”景观、媒介景观、废墟景观构成贾樟柯影像的代表性景观空间,其本质是对“此在”状态的具象化表达,是“此在”在空间中最深刻的显相,人与人的本质在影像中被并列排置,既抵达逼真的纪实,又克制而恰当地批判现实,此间充盈着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性。

陈白尘史剧观的核心见解及其演化成熟过程

陈白尘的史剧观既有渐趋完善及自我否定的变的一面,又有一以贯之的不变追求。对于历史剧的创作模式,陈白尘经历了从早期心仪“翻案”剧、“还魂”剧到后来推重历史正剧的变化;对于历史剧的历史真实性,陈白尘经历了从早期只把历史当成史剧的外壳到后期不仅注重历史本质真实而且主张历史细节真实的变化。陈白尘一贯推重“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始终主张历史剧要有鲜明的现实倾向性。由于注重“今用”,陈白尘并不反对在历史剧中进行适当影射;出于政治余悸和不屑于拙劣影射,他又公开申明反对影射史剧。不歪曲历史,不逃避现实,是陈白尘最核心的史剧创作追求。

新时期以来史剧观的深化与史剧理论建构的委顿

新时期以来,历史剧创作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人们对历史剧的见解也越来越深化、多元。在历史剧与现实的关系上,从政治化的“古为今用”的创作观念到注重“现代意识”“主体意识”;在历史剧与历史的关系上,从强调“历史真实”进而提出以“历史可能性及假定性”为基础;在历史剧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上,从“历史表现需要”到拒绝史学奴役的“历史审美需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史剧理论体系建构在近几年呈现出委顿状态:新史剧观的表述不够系统完整,对于后现代史学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基本处于茫然、漠视状态,新史剧观对历史剧创作只是提供了可能性、或然性而非必然性,传统史剧观影响依然巨大。

从共通性到变异性:跨门类比较视野下真实观念探析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电影史和美术史的比较,文章发现真实观念具有共通性和变异性。共通性表现为“从技法到观念”的真实追求,呈现“感性—理性—知性”的特征,变异性表现为真实观念往往以他域汇通的方式得以证明。基于整体观的认知,秉承“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学理,文章提出如下推导:真实观念不仅在80年代电影史中以巴赞影响的方式实证,而且在80年代美术史中产生了变异。真实观念的互通拓宽了我们对现实主义的认识,现实主义在中国接受的复杂性与开放性应得到足够尊重。

“观看”即“创作”:当代日本电影创作主体性研究

电影创作究竟是基于一种主观化的体验,还是一种有理有据的方法?关于这一创作主体性的悖论又该如何论述?本文试图聚焦当代日本电影当中涌现的一次次作者电影浪潮现象,分析批评家莲实重彦(Shigehiko Hasumi)的“观看之道”作为一种电影教育实践,如何打通观看与创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主客体二元关系,进而推断该方法如何激励与启发一代代日本青年导演走向创作,并塑造其创作主体的路径与脉络的。由此,本文试图赋予观看与创作电影,这一与感官感受直接关联的生命体验,以客观的逻辑与方法,以及现实可行的价值与意义。

纪录片表述从真实到“非虚构”研究三题

纪录片的真实曾经被认为是与生俱来且不可置疑的,提出用“非虚构”来表述纪录片则是新近的流行说法,这是一种深层观念的更新。“非虚构”这一表述并不是对纪录片真实的否定之否定,也不是对其简单直接的替代,它体现了对纪录片本质属性及蒙太奇艺术精神经典认知的与时俱进。“主张虚构的纪录片”认可以一定的虚构策略更好地讲述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真实。从强调纪录片的真实到倡导纪录片的“非虚构”,是对纪录片内涵泛化及外延拓展的坦然接受,更是对纪录片创作理念及方法创新的积极肯定。

央视纪录频道主流纪录片叙事变革与美学表达研究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开播以来,中国主流纪录片不仅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充分强化其产业属性,而且在内容贴近民生、创新传播语态、变换叙事风格、丰富传播渠道等方面不断嬗变,卓有成效地提升了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难能可贵的是,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出品的中国主流纪录片叙事变革与美学表达的嬗变及发展,并没有消退其主流价值、纪实精神、社会关怀和大众共情等审美底色,因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建构和提升中国主流纪录片文化审美价值都具有重要意义。

微短剧作为社会症候:从业者的职业倦怠与影像制作的生产加速

当下微短剧发展如火如荼,但从业者普遍存在强烈的职业倦怠感。从这一现象出发,根据不同抽样原则确定采访对象,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以及对访谈内容的编码分析,梳理从业人员的职业状态和微短剧的行业现状。结果表明,一方面,微短剧在资本再生产的驱动下不断提速和压缩成本,损害了从业者的健康和职业完成度;而另一方面,从业者作为加速社会中的功绩主体,对职业理想的追寻又形成了“自我剥削”,加之生存压力和审美降级的叠加负载,不可避免地走向职业倦怠。这背后显现出“加速社会”中现代功绩主体“自发性过劳”的社会症候。

宝剑锋从磨砺出:由网络剧反思网络电影产业发展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影视的全球传播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中国影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网络剧和网络电影的作用举足轻重。网络剧在经历了层级式突破发展后,价值导向愈益正向,审美范式愈加成熟,受众圈层逐层突破,媒体融合模式趋向多元,产业发展日益稳健,真正成为中国影视业不可或缺的一环。反观网络电影的发展,则始终在低谷徘徊。本文以网络剧的发展为参照,分析当下网络电影产业的困囿与不足,探寻网络电影再出发的转型之路。

法国新浪潮科幻电影:从宇宙到大脑的运动

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克里斯·马克、让-吕克·戈达尔和阿伦·雷乃都曾创作科幻电影。这些电影聚焦人的“大脑”,探讨思维的本质和多样的思维运行方式,进而重新认知我们与自我、世界或宇宙的精神层面的具体关联。从故事主旨、情节内容到影像表现方式,这些电影都极大扩展了科幻电影的边界,并启示我们:科幻电影中的寻求未来即追溯我们精神的起源,认知大脑和思维运行方式的真相正是这种起源之所在。在这些电影中,宇宙并非大脑的外在,大脑与宇宙的界限消除了。宇宙之脑与个体大脑之间进行着无限交汇、冲撞、聚合的运动,寻求生命的自由力量与思想的蓬勃生机。科幻电影研究有必要探求和展现这种运动的机制与过程,以创造新的科幻想象。

《伪君子》的现代变异:索因卡对宗教伪善的审判

非洲著名剧作家索因卡的剧作《裘罗教士的磨难》,无论在主题呈现还是艺术技巧的运用方面,都承袭了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剧作家莫里哀的《伪君子》。本文基于影响研究等考据,认为索因卡对莫里哀的承袭主要体现在宗教伪善的揭示、艺术结构和人物形象的承袭,以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考量三个方面。在宗教伪善的揭示方面,索因卡与三百年前的莫里哀遥相呼应,所揭露和讽刺的,都是职业宗教骗子的虚伪、欺骗和奸诈。在艺术结构和人物塑造方面,莫里哀和索因卡都注重于“三一律”的运用,两部剧作中的人物也有着高度的“契合”。而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两位不同时代的剧作家都根据不同的社会语境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和犀利的揭示。两位剧作家都以剧场为法庭,对宗教骗子的欺诈行径做出了犀利的“审判”。

央视微纪录片发展初探

主流纪录片小微化在央视的出现及栏目化发展,从不完全自觉到完全自觉,与改革开放深入、“微时代”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央视微纪录片栏目化、系列化、多季化存续发展与创新嬗变,始终秉持人民性立场讲述百姓故事、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关注新时代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主流属性。其在始终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潮流和服务优秀社会文化建设的同时,不断更新题材内容、创作方法、作品形态及审美表达,为我们国家主流纪录片创作量质提升、审美新进、生态鲜活以及提高国内外传播影响力,都发挥了不容小觑的积极作用。

将毫不掺假的身体性感受切实地传达给观众——日本新生代导演真利子哲也专访

作为日本新生代导演当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1981年的真利子哲也在法政大学就读期间拍摄的《远东的公寓》(2003)、《真利子三十骑士》(2004)等短片,在海外电影节颇受关注。进入东京艺术大学后,他拍摄毕业作品《黄色小子》(2009),并确立了自我风格。此后,以首部院线长片《错乱的一代》(2016)出道。

暴力、身体美学与电影的真实:真利子哲也的创作方法

日本暴力电影的相关研究当中,包含了日本民族性的本质主义论调、日本文化的异国情调想象以及有关暴力的心理社会机制研究等主题。然而,以上研究却忽视了日本暴力电影同时也关联身体美学研究这一特点。本文试图以新生代导演代表人物真利子哲也作品为例,经由其创作脉络与方法来彰显以上问题意识,进而为日本暴力电影、身体美学研究以及当下的现实意义,提供一种可能性参照。

作为表现主义前奏的《朱丽小姐》

斯特林堡在早期创作中就对人类大脑运动和心理活动展现出特别的兴趣,通常被认为是自然主义戏剧代表作的《朱丽小姐》正是这种特别兴趣的反映。斯特林堡外化了发生在人与人大脑之间的战争,这种“大脑之战”意图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描摹,展现意志较强的“新人”对意志较弱的“旧人”进行思想传导的过程,而语言是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手段。因此,《朱丽小姐》可被视作表现主义的前奏。斯特林堡对“强者”意志的探索和对“戏剧真实”的追求,决定了《朱丽小姐》的舞台革新手段,奠定了该作品的现代性。

对20世纪50年代初“反历史主义”戏曲批评的再审思

20世纪50年代初,对“反历史主义”戏曲创作倾向曾进行较为集中的批评。笔者曾对当时批评的阶段、过程进行勾勒,对集中批评的场面、内容、特点进行复原、归纳。(1)本文则对批评发生的历史背景、直接诱因、后续影响及“反历史主义”戏曲作品产生的根源进行反思、探讨。通过探讨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初对“反历史主义”戏曲创作倾向的批评,阻止了历史剧创作粗制滥造的势头,正面、积极效应远大于负面影响。

在文化记忆书写中彰显时代精神——电视剧《繁花》的价值追寻

电视剧《繁花》改编自金宇澄同名长篇小说,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第二阶段为总体历史背景,重构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场经济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转捩点的历史时空。电视剧围绕主人公阿宝的创业史和情感史,描写了上海儿女积极向上、自尊自爱、昂扬奋进的人物群像,打造出充满历史感、时代气息和地域文化特色的上海都市生活图谱,以昂扬向上的“热回忆”改写了原著对于历史记忆的“冷回忆”,在上海文化记忆书写中彰显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充分体现了以优秀影视作品书写国家和民族文化记忆的结构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