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未成年人检察维权的价值探讨

作为未成年人维权的组成部分,刑事被害未成年人的维权与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权保护同等重要,不可或缺。检察视野中刑事被害未成年人维权的基本价值主要体现为:保护个体的社会化与社会肌体的可持续发展、拓展司法公正与倡导刑事法律观的人本主义化、促进形成刑事法律均衡保护人权的“二元性”理念,以及通过避免犯罪纵容与“恶逆变”而控制犯罪等四个方面。

成文法的局限性与法官的司法对策——以民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为视角

成文法的出现,是人类追求法律安全价值的努力,近代的法典法是将安全价值追求到底的尝试,历史证伪了成文法万能的思想。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被人类所认识,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解释准则、法律补充规则的功能早已为学者公认,对其能否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则存在不同看法。原则的直接司法适用,是更高层次的“依法审判”,是法官在法律秩序框架内的创造性司法。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论证了民法基本原则直接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了司法过程中法官应遵循的程序作业和实体考量的建议。

行政合同救济的反思与重构

随着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行政合同在国家行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尽管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仍有争议,但在行政实践中已有大量行政合同的存在。行政合同的大量运用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纠纷,而救济渠道不畅,制约了行政合同法治化的进程。本文从行政合同的行政可诉性入手,对行政合同救济的范围、救济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行政合同纠纷的特点,结合当前的司法救济制度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进行了构建,以期促进我国行政合同救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论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

依法行政的关键在于"依程序行政",是否依程序行政是一个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程序法典,这导致了"人间悲剧"的不断上演,因此,为了促进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从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范围、司法审查原则及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结果这几个方面作一番探讨和分析。

两大法系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之比较分析——兼谈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之完善

职务犯罪的侦查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有几种侦查模式,但主要是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两大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在国内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研究比较少,因此对两大法系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特点及相同与区别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两大法系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并且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进行了简要分析,从而借鉴国外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以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法律技术上的因素对损害结构的影响

法律技术上的安排既确定了进入法律视野的利益范围,又影响了利益的形成与发展,因而对损害的结构也有深刻的影响。在法律技术层面上对损害结构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侵权行为的规范模式;另一个就是损害赔偿的原则及其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对于前者而言,解决的问题是要保护哪些利益;而后者是为了解决何种情况下利益的侵害应获得赔偿,即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损害。

宪政视角下的国家刑罚权

国家刑罚权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保证人权,也容易侵犯人权,因此必须以宪政的精神对刑罚权予以规制,特别是要以正当法律程序对其规制,使刑罚权更加谦抑、更符合人道性,这也是契合宪政之道的。

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两种范式之比较分析——兼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启示

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刑事诉讼如何来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关键和焦点所在。为此本文从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种人权保障范式理念以及保障范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能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所借鉴和启示。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初探

尽管我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但“恤幼”思想和宗法伦理却如现代的刑事政策一样, 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在“恤幼”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诉讼等方面对犯罪未成年人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同时,为了维护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宗法伦理要求对违背家族内部等级秩序的行为予以严惩,据此,我国古代法律设立“不孝”罪、“准五服以治罪”等制度,它们虽不仅仅指向未成年人,但却是古代未成年人特定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准则。

牵连犯数罪并罚问题研究

牵连犯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一种罪数形态,对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比较关注的问题。笔者通过对牵连犯及其数罪并罚原则在国(境)外刑法中的地位,以及对牵连犯从一重处罚或数罪并罚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争论和当前立法与司法中的矛盾的分析,认为在我国应当确立统一的数罪并罚的牵连犯处罚原则。同时,笔者认为,为了对行为人准确定罪处罚,需要划清牵连犯与连续犯、想象竞合犯和吸收犯之间的界限。

家教中的法律意识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预防青少年犯罪时,可利用青少年可塑性大,对家庭依赖性和信任度高等特点,充分运用家庭中的法律教育来增强青少年的法制意识。本文从家长要增强青少年犯罪预防意识、规范自身言行、采取适当教育方式以及关注青少年周围的犯罪情况等四方面,对加强对青少年的犯罪预防和法律教育进行了若干探讨。

我国台湾地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述评

我国台湾地区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也取得了斐然成绩。其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以《儿童与少年福利法》和未成年人福利机构为基础的未成年人早期福利性保护制度,以《少年事件处理法》和未成年人司法机构为基础的犯罪少年或虞犯少年的司法保护与矫正更生制度,以及以《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家庭暴力防治法》和被害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为基础的被害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进行了修改，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写入法律，同时增加、修改相关条款，进一步完善了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律规定，加大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此次修改，更加明确了司法机关打击黑社会犯罪的方向，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甩法律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仁政”思想与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仁政”思想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冶法律思想之一,其对我国古代刑法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仁政”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逮捕、审讯、收赎、监狱管理等方面给予犯罪未成年人诸多宽待,同时还通过强制性的规定推动宗法家族对未成年人的教化和犯罪预防。

试论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制度

确立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通过记录量刑过程,展示程序公正,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合法性原则的约束;通过论证量刑理由,彰显裁判理性,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合理性原则的约束;通过公之于众,展示透明理念,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公众的有效监督,进而增强公众对量刑结果的信仰与服从。构建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首先应在制度设计上引入量刑答辩程序,以支撑裁判文书详尽展示量刑的全过程,其次应对现行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格局进行调整,以便充分论证量刑理由,最后应以立法的形式加大裁判文书的公开力度和公开范围,以将裁判文书量刑说理的价值落到实处。

无罪、轻罪还是重罪?——从一则案例看未成年人转化型抢劫罪的法律规范完善问题

一，案例及其定性分歧 案情简介：2006年7月13日深夜，犯罪嫌疑人龙某（1990年8月5日出生，案发时尚未满16周岁）窜至某市东南街道的一家饭店内实施盗窃（该店为“下店上宿”结构，一楼为饭店，二楼为店主住室，上下楼梯相通，同一店门进出，生活设施通用）。盗窃过程中被店主夫妻发现，店主夫妻遂起床试图抓住龙某，

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引起的思考——从期待可能性角度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条件包括事实要件和价值要件。前者由客观要素和心理要素构成;行为客观情状的非常性,行为动机形成的受涉性。后者是指行为在刑法上的可宽宥性。必须同时具备事实要件和价值要件,才能成立期待可能性的弱失。本文由一个案例出发,结合期待可能性适用要件,对案件行为性质的认定进行探讨。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未成年人发展环境

作为早期福利保护的衔接,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原则为联合国公约文件所肯定。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与教育模式问题、未成年人的文化娱乐与媒体管制问题、未成年人的社会交往与“少年帮派治理”问题,以及未成年人的意见表达权与社会事务参与问题等。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也相对复杂,因此有必要高度重视上述问题,以保障未成年人社会化目标的顺利实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我国刑法理论中排除犯罪事由的定位——行为概念的重构和界定功能的重申

我国现行刑法中仅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而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并在其他国家广泛承认的犯罪排除事由,例如自救、正当业务行为、同意,在刑法上并没有涉及,且在实践中出现了自救行为、同意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①为此,笔者从我国现有对排除犯罪事由的研究出发,通过转换研究的整体思路,从以评价体系为中心的框架,变更为以评价对象为中心的框架,通过对国外相关理论成果的借鉴,构筑了中国刑法理论中的行为概念,再通过发挥该行为概念的界定功能,为排除犯罪事由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基础平台,以有力地弥补中国耦合式犯罪构成封闭性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