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教育政策治理的效能提升--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孙绵涛教授访谈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政策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正式贯彻落实。如今,距政策实施已过半年,学界有关“双减”政策的本源探讨、“双减”政策的推行和学理研究进展如何?

“中国教育治理”的三重内涵

“中国教育治理”是最近教育学界经常使用而涵义又不太明确的一个新概念,弄清这一概念的内涵,对进一步推进教育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十分必要。研究发现,“中国教育治理”包含治理的原意、教育治理的内容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三重内涵。第一重内涵是从基点或原点上看,它植根于治理原意“管理”和“疏导”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二重内涵是从领域和范围来看,它包含教育治理中“管理”和“疏导”两方面的内容。第三重内涵是从价值引领来看,它关涉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管理”的一面,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各方面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治共享等“疏导”的一面这两方面的精神和政策为依据。中国教育治理,就是要全面遵循这三重内涵做好教育治理。

关于教育治理的若干反思

从词源视角考察治理的本义,并对当下治理和教育治理含义进行反思,对于进一步深化治理和教育治理的研究和实现国家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非常必要。通过对西方和中国治理本义的词源考察和派生义的考察发现,治理原义包括管理和疏导两方面。而当前人们对治理的理解要么只注意到疏导的方面而忽略了管理的方面,要么注重管理而忽视疏导的方面;在理解教育治理时,受到对治理的这种理解的影响,或只强调平等、协调、共治等疏导的方面,或只注重控制、统治等管理的方面。要全面理解治理和教育治理,就应该阐明治理和教育治理应包含的管理和疏导两方面的内容,从而全面把握治理和教育治理的含义。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对我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启示——学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体会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是指康德为回应休谟的怀疑论,以人的主体能动性,赋予认识对象即认识客体以主体的意义,使认识主体具有了客体的性质,颠覆了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客观符合主观以及经验认识论主观符合客观的认识理路,创立了新的主体符合客体的认识论的新体系。康德的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对我国当下教育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是对教育研究中的理论假设和应然理论框架,起到了方法论的支撑作用;二是对如何综合时下实证研究方法与思辨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混合研究方法,以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提供了启示;三是对解决当下我国教育研究中理论创新动力、能力和方法不足,推动教育研究的重大理论创新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重新识读研究型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研究型大学日益成为各国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动力之源,更是各国发展建设与竞逐的对象,因此重新识读研究型大学意义重大。作为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代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基本形态有明显且稳定的特征:其校均教职工规模庞大,辅助人员是专任教师数的三倍;校均本科生和研究生增长显著,但生师比和研本比普遍较低;校均、生均和师均经费收入规模庞大且增长稳定;收入来源多元化,经费支出结构在功能和用途上分别以教学和研究,以及工资和福利为主。同时,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职能不断演变,学术创业正发展为第四大职能;美国研究型大学数量不断增长,其中新晋研究型大学以公立大学为主,发展路径不一但有共同特征;国家间日益加剧的竞争、相继出台的系列法案和大量投入的财政性经费直接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受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特征的启发,我国应分层分类建设大学,构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与生态;给予大学自主发展空间,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支持并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调整学生规模和比例,扩大专任教师和辅助人员规模;增加经费收入规模,切实拓宽收入来源渠道;优化经费支出结构,持续细化大学的预决算项目,以期推动我国研究型大学发展和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高质量发展的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范儿”——基于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是教育系统的核心使命,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学校是学校管理者的"最高任务"。一所高质量的学校所具有的"范儿"应该是既要有人,又要有貌;不仅有神,还要有力和有名。基于这些"高质量学校"的"范儿",学校管理者要通过校园环境治理,使学校有魅力;通过精神文化治理,使师生有活力;通过办学质量治理,使学校有实力;通过制度机制治理,使学校有动力;通过品牌治理,使学校有影响力。

法治视域下高等教育治理政策化的成因与规制

高校治理工作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已经与国家治理工作表现出越来越突出的融合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政策要求下,高校治理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一条重要实践路径。不仅能够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功能性进行检验,也是实现高校治理工作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重要路径。治理过程的政策化现象是现阶段高校治理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典型问题,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并且选取合理的方式进行规制约束是提高高校治理水平、推进其治理工作现代化进程的科学方法。

浙江省现代化普通高中督导评估的缘起、实施与反思

自20世纪末以来,浙江省普通高中教育的发展整体经历了从数量扩张走向质量提升的历史性演变,客观上为浙江省现代化普通高中督导评估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浙江省现代化普通高中督导评估在实施中努力做好评估指标的设计、评估机构的遴选、评估流程的规范,保障了评估的顺利开展。总结三年的督导评估经验可以发现,后续浙江省现代化普通高中督导评估应以促进浙江省普通高中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价值导向,并强化对督导评估的指导与研究。

影响本科教育质量的三条常识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精英化到普及化,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建成了超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快速的规模扩张中,如何保障本科人才培养的质量,始终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质量的试金石就是大学生的就业率与毕业生对学校的满意度。现实的状况是,从2022年开始,我国每年有超过一千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是不争的事实。2023年5月11日在京召开的全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高校要再动员、再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政策保障,做好宣传引导,确保完成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目标任务。

英国推进国际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以《国际教育战略:全球潜力与增长》为例

英国是世界教育强国,也是国际教育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英国政府2019年3月推出的《国际教育战略:全球潜力与增长》提出了“委任国际教育领导者以引领海外教育活动,开拓国际教育市场,在新兴市场中发展强大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及为应对挑战与克服障碍提供帮助”等5项具体行动和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等8项具体举措;并以“全政府方法”挖掘各类教育主体国际化潜力,推进各类教育国际化发展。该战略具有推进对象的全覆盖性、推进方式的系统协同性和推进目标的多元性等特点。英国国际教育发展战略对推进我国教育国际化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未来社区教育场景之构建--基于浙江省杭州市S区和G小镇的实践探索

未来社区的教育场景,致力于通过服务社区全人群的教育需求,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未来社区教育场景的构建,需厘清未来社区教育场景的内涵,遵循共建共治共享的构建原则,探索包括三方力量合理配置的供给机制、教育资源协同运作机制和居民参与动能激发机制等未来社区教育场景实现机制。同时基于浙江省杭州市S区和G小镇的实践探索,借鉴其经验做法,描画未来社区教育场景构建的美好蓝图。

学前教育服务区制度背景下供需匹配现状与提升路径——以浙江省舟山市新城为例

供需均衡是学前教育持续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共同富裕背景下推进公平、普惠的学前教育的重要前提。实地调研舟山市学前教育服务区制度,建立以满意度理论为基础的供需模型,实证分析学前教育服务区制度的供需效率匹配情况。结果显示舟山市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之间的匹配效率高。继续提升供给效率的思路旨在满足人民的差异性需求。建议政府根据学前教育需求,适度提高公办园收费,均衡政府投入;提升以教师队伍为核心的供给质量,积极关注个性需求;推动社区学前教育一体化,有效满足焦点性需求。

聚焦教师素养提升 促进学校内涵发展——杭州市塘栖中学创建“浙江省现代化学校”的实践

现代化学校内涵发展的关键在人,教师发展乃立校之本。在“浙江省现代化学校”创建的过程中,杭州市塘栖中学秉承“人文关怀,和谐发展”办学理念,践行“核心在人,关键在真”教师队伍建设理念,通过“规划领路,做好顶层设计”“干部领航,实施扁平化管理”“科研领头,开展课题研究”“研训领衔,举办校本研修活动”“名优领跑,实施师徒结对工程”等举措提升教师的素养,进而促进学校的内涵发展。

走出学科危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学学科建设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高度综合与交叉的新趋势对知识生产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大学传统上建立在知识分类体系基础上的学科制度在新知识生产模式下面临深刻危机,囿于学科壁垒的封闭式知识生产限制了大学的创新活力,知识生产过程中未能实现“学科逻辑”与“问题逻辑”相统一,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与学科建设的有效性都受到质疑。通过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的审视,知识生产过程中对于专业化分工的需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学者个体而言“专”是“跨”的前提,因此学科本身不会从大学里消亡。但未来的学科建设应当通过系统性变革,打破既有的学科壁垒,建立贯通知识生产中“营地”与“阵地”的矩阵式运行结构,促进学科的交叉、会聚与融合,使得学科在大学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等活动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教师视角下的学校“双减”政策治理:现状调查与制度改进

以“‘双减’政策下的教师工作状态”为主题,对浙江省部分中小学教师开展的调研,呈现了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知、行为、困惑等三个维度的结论:宣传到位,教师对“双减”政策的整体认同较高;组织有序,教师落实“双减”政策的行动较积极;制度不健全,教师执行“双减”政策存在障碍。从学校治理的角度看,要真正消除教师对“双减”的消极情绪和现实困惑,就要从政策治理优化的角度建构支撑“双减”的相应制度体系,包括完善教师激励的保障制度、建构专业发展的支持制度、设计多方参与的协同制度等。

“停课不停学”背景下学校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催生了“停课不停学”的政策,启动了一种全国范围、涉及全体师生的新型在线教育模式,对学校治理带来危机和挑战。本文分析了“停课不停学”政策背景下学校治理面临的治理环境、个别化需求和教学技术等方面问题,提出了学校内部治理的柔性化、社会治理的深度参与、家校治理的紧密化这三方面的对策。

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框架结构探析——基于教育政策内容分析的视角

从教育政策内容分析的视角研究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框架结构,对于提升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政策自觉和实践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以定性的教育政策分析方法做这方面的研究,一是建构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政策内容的分析框架,二是梳理国家颁布的有关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政策文件,三是分析这些政策中明确带有“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政策内容,以及对其它有关教育改革政策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分析发现,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框架结构主要由四大要素组成,即“一个目标”——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两条路径”——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配合和各级各类教育改革形成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三大重点”——教育体制改革与教育机制创新、以法制为基础的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四项条件”——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经费投入、教育公平和教育的公益性。建设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围绕这一框架结构来进行。

国际化视角下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实现机制与实践框架

“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发展使命和重要发展方式。在全球化深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内涵式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上具备了内在逻辑自洽性,两者在促进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的改革与创新、要素和资源的整合与配置、结构和功能的优化与调整、质量和声誉的提升与传播等方面实现了理论的逻辑自洽。哈佛大学将国际化理念融入整个办学过程,通过国际化站点和团队统筹资源,以兼容并包的心态追求卓越,探索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成功之路,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范例。

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角色认知、行为选择与组织改进

一线教师参与学校治理既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学校内涵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一线教师对于参与学校治理的角色认识存在模糊,行为选择存在偏差,具体体现在:教师充分肯定参与学校治理的必要性,但对自身参与学校治理的作用认可度低,主动参与学校治理的意识不强;教师作为学校治理主体的精力和能力受限,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制度支持,较多参与学校"治学"内容。为此,需要重构学校管理者与教师的合作伙伴关系、完善学校参与制度设计、破解教师"治管"的能力困境,从而提高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效能。

我国中学与大学教育衔接与融合的现实困境与突破——基于英国的经验与启示

教育是贯穿人一生的有机整体,人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教育需求,但不同发展阶段教育之间应保持相对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保持中学与大学教育的有机衔接与融合发展至关重要。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中学与大学教育存在脱节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学与大学教育在办学理念上存在脱节,中学教育理念缺乏对大学教育的关照;二是未能建立起中学与大学教育有机衔接与融合的课程体系;三是我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导致中学与大学教育缺乏有机互动。这些问题导致难以满足新时期我国对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不利于中学与大学教育的有机互动与良性发展。在中学与大学教育衔接与融合方面,英国无论从中学教育理念、课程体系还是大学招生考试科目设置等方面都有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