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者政治学与弱者政治学——试论政治哲学中的两种方向

整个政治哲学思考可以看成在两个十分不同的方向上进行:“强者政治学”和“弱者政治学”。它们的区分不仅是领域上的,而且还是本体论上的,并且因此会影响到目标和态势上的差异。这一划分将有助于重新反思政治哲学中的诸多重要问题,比如,同样是社会契约论者,为什么有人关心主权论,有人只讨论正义论;还有,古典政治哲学的幸福论(完善论)与现代性政治哲学思路有什么不同,在现代性政治中是否还有其意义;以及“两种共和主义”和“第三种自由”的讨论究竟应当怎么看,等等。

柏拉图与“快乐论者”：盟友还是敌手？--哲学治疗的“加法”与“减法”

柏拉图和以自然哲学为代表的哲学快乐论伦理学在反对纵欲主义上是"盟友"。然而,他们采取的哲学治疗的策略却基本相反,一个是加法,一个是减法。这导致他们相互批判,甚至因此相互认为是主要敌手。柏拉图在有的对话录中也尝试过快乐主义,用它建立道德。但是他最终完全否认这一路径,这是因为他在这种"元伦理学"的背后看到十分严重的理论和实践的威胁。这里的分歧暗示了所谓"古今之争"的对峙的基本原因——主观价值论还是客观价值论。

试论塞涅卡“治疗哲学”的多重维度

从"治疗型哲学"的角度理解斯多亚派乃至希腊化罗马时期各派哲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塞涅卡的思想。塞涅卡为了治疗人类的本体性疾病,首先立足于斯多亚哲学用德性治疗激情的理性一元论方法论,但同时也开放地采纳了其他行之有效的治疗哲学方法论。在他看来,伊壁鸠鲁主义与斯多亚派一样,旨在达到个人的坚强、心灵宁静和幸福;但是与斯多亚派不同,它更为温柔可亲,更适合于一般不甚坚强的普通人或弱者。进一步,塞涅卡意识到哲学理性的治疗效用毕竟有其限度,期待神圣主体的入世拯救。这超出了斯多亚派神的范畴,与当时正暗流涌动的基督宗教之神颇有契合之处。

试论柏拉图的惩罚哲学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柏拉图的惩罚哲学尚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实际上,柏拉图基于反思型道德哲学对惩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与当时主流(智者)观点相反的主张,并把它运用于刑法领域。他认为,惩罚不是报复和伤害,而是一种深刻的“好”,实质上是对受恶者进行一种广义的道德教化。国家司法体系必须从这个角度进行设置。

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比较研究述评

本文在概述国外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比较研究的总体情况后,着重对国内海氏与维氏的比较研究做一简明述评。

伊壁鸠鲁“心灵哲学”的双重视角

现代心灵哲学非常兴盛,但是它们的取向大多是还原论和决定论的,因此难以真正为人类生活和伦理提供有吸引力的指导。古代原子论的代表伊壁鸠鲁尽管早已提出了还原论式心灵学说,但是却主张自由意志,提倡学习理论而非听从生理决定论的安排,以便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幸福。伊壁鸠鲁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个视角考察心灵。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伊壁鸠鲁哲学中的理论问题和实践建议,也有助于我们反思今日心灵哲学的本体论和价值论问题。

把握性印象中的知识型断裂——试析斯多亚感性认识论的哲学意义

斯多亚哲学中的"把握性印象"学说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新理论。它的意义超出了一般的感性认识理论,集中体现出了希腊化罗马哲学中出现的现代性知识型和古典性知识型之间的张力。斯多亚哲学对把握性印象的内证真理标准的强调意味着对感性知识的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和对个体之间清晰区分的分析性追求,由此而来的是对个体的"注视"式知识和经验还原论的强调,对人能够"把握"对象世界的自信。这表明在斯多亚的古典"智慧"型认识论中已经出现了新知识型的趋向。

强者的快乐--古典政治哲学家的一种策略

柏拉图在对当时的道德虚无主义挑战的回应中提出了关于快乐和幸福的本质的学说。在其对话录中,可以看到柏拉图对于"快乐"的各种貌似矛盾的立场。事实上,他对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说法。对于弱者,他建议接受开明快乐论,从而最终接受道德。对于强者,他建议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生活方案,以便获得更高级的幸福。

从比较哲学到对话哲学:寻求跨宗教对话的内在平台

跨宗教对话需要一个内在的平台,比较哲学一度试图提供对话平台,宗教对话几乎变成宗教比较。雷蒙·潘尼卡提出,比较哲学由于其内在的方法论缺陷,不能胜任跨宗教对话的平台。为与跨宗教对话的生存论要求相应,他主张把一种对话哲学作为对话平台,并提出“形式相似的等价物”这一概念作为具体的方法。

哲学与科学的可能性之间的循环证明——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视域看

从一种知识学的角度看,科学的可能性须哲学来加以证明,而哲学也须以科学的可能性来证明其合法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不仅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出发来证明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并且也以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为证据来证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它们联结为一个循环证明,其有效性将受到质疑。但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否定其价值,其目的是人的知识与自由,并且显示一种哲学、科学和逻辑学之间的有趣张力。

文化间哲学引论

文化间哲学似乎是成问题的,这是由于哲学和文化本身具有独特的性质。每一种哲学都声称在每一个主题上都没有出乎其批判性反思之外的领地。而文化,依作者的定义,是一个集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特定时刻无所不包的神话;换言之,它给予我们以可理解性的视域。为了开启文化间哲学的可能性,作者引入了神话的功能,并以此与逻各斯的功能互补。而不同哲学和文化之所以不可通约,是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神话之内。但事实上神话本身具有流动性,这为不同哲学和文化之间的沟通以及它们各自的"去神话化"和"文化间化"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文化间哲学也因此成为可能,作为单一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中道,为我们在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合适的选择。

儿童哲学:一种基于“关心”的教育

儿童哲学对于培养儿童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工具性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原初意义上对于儿童的"关心"更值得重视。以诺丁斯的关心伦理学作为引导来表明儿童哲学并非仅仅是一项"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项目。当哲学为儿童创造了一个充满游戏性和创造性的对话空间,成人与儿童在哲学探究活动中一起重拾对世界的"关心"时,儿童哲学更应该是一种基于"关心"的教育。

作为适度启蒙的儿童哲学教育:基于康德哲学的视角

儿童哲学教育虽秉承"启蒙"的精神,但需要在现代性的危机中找寻一个"适度启蒙"的出路:在知识的确定性与哲学探究的不确定性之间,在儿童的自由与教育需要保留的界限之间,以及在承认个体性价值与倡导多元的尊重文化之间,儿童哲学教育必须寻找平衡点来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需要。借助康德的视角,作为适度启蒙的儿童哲学教育之可能性最终得以确立,即学校教育应当在保障确定性知识的同时容纳不确定性知识,在允许儿童发挥自主性的同时巧妙地实施教育的约束性方面,在鼓励儿童独立思考的同时通过"反思批判力"学会尊重。唯此,作为适度启蒙的儿童哲学教育方可达其宗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最终培养出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世界公民"。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非洲哲学?

非洲哲学并不是由一连串哲学家和经典著作构成的系统化的思想史,也缺乏可传承讨论的概念系统。因此迄今为止的非洲哲学研究并没有构成一个系统化的完整学术史,而是围绕着一些观念和问题展开的讨论。从整体上来看,非洲哲学的论述主体、底层观念、论述方式、思维方式等与我们惯常理解的哲学都有很大的不同,充分标识了非洲哲学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令非洲哲学成为相对于我们的另一“他者”,这一他者维度的介入打破了原本我们熟悉的中西二元比较体系,对于汉语哲学的自我理解,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哲学地图的完善,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与多元稳定

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面对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实现多元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哈贝马斯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向政治哲学领域推进的过程中倡导话语政治与商谈民主。借用哈贝马斯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解读,解析公民身份与宪法爱国主义,有助于解决民族国家内部蕴含着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矛盾、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张力。

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权利/权力观的三种维度

社会契约论的不同范式往往取决于它们背后的不同权利观 ;而不同的权利观又依托其背后的不同“权力”或“力量”(Power)的理解。我们撷取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三个主要类型———卢梭、洛克、斯宾诺莎———进行分析与比较 ,以阐明这一看法 ,指出他们各自对于人性力量的深层看法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契约的不同逻辑。

普鲁塔克与共和德性

普鲁塔克是西方近代所了解的“希腊”尤其“希腊罗马共和德性”的主要来源之一 ,他的名字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文化的符号。普鲁塔克所体现的希腊罗马德性论传统的特点是热爱生活 ,热爱政治生活 ,推崇人在公共事业中的境界的提升。政治家的优秀品格体现在能够自制 ,自主 ,抵御外在的、大众的、欲望的压力。

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

《希腊哲学史》第 2卷中曾经对希腊的“自然”与“约定”的问题进行过较为详尽的讨论。① nomos与 physis翻译为“自然”与“约定” ,不尽准确 ,所以我们一直倾向于直接用这两个字的西文字。Nomos常常被译为“约定” ,这在汉语中便与“约”、“契约”、“社会契约”等一系列理念发生了联系。但是本文希望阐明的是 ,希腊并不存在“与神立约” ,也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不过 ,这并不妨碍希腊人在“自然还是约定”的话语体系中思考类似的政治伦理问题 ,包括哲学家的城邦国家形成论 ,国际盟约的反思 ,② 以及借贷与租赁、置卖协议、释放奴隶的字契等等交易契约等。它们后面往往也会有希腊式神灵的特殊在场监临。本文从希腊早期的自然正义 ,雅典民主时代对于nomos的质疑与探讨 ,雅典后期哲学家的重新建立自然正义等三个阶段对此做一个分析。最后 ,我们对比近代社会契约论思想 ,以揭示正义观的古今异同。

远东耶稣会士关于易服问题的争议及其文化意义

利玛窦在中国改换儒服通常被视为传教士“合儒”政策的表现之一 ,但利氏此举并非其个人独创 ,早在半个世纪前 ,耶稣会远东传教事业的开创者沙勿略及其同事就在日本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并随即引发了日本版的“礼仪之争”。无独有偶 ,印度的耶稣会士也面临同样的选择与争议。对这一普遍现象的探讨不仅可以揭示出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

现象学与人智学:一个曲折的思想关联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同时代人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创立的人智学(Anthropology)在学院内不受重视甚至名声不佳,但是在社会实践领域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施泰纳宣称人智学是一种合理化的神秘主义,试图通过自我意识的强化达到感觉之外的精神世界。人智学是现象学产生的宏大思想背景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历史关联。本文将关注胡塞尔与施泰纳,特别是胡塞尔的学生、同时又是施泰纳忠实信徒的格尔达·瓦尔特(Gerda Walter)对于神秘论现象学和精神直觉的描述,以及施泰纳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切近之处,来揭示现象学与人智学之间奇特曲折的思想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