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旅行文学与现代性的展开

旅行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空间想像与主体意识双重建构的产物。英国旅行文学的发展刺激了大英帝国的跨文化想像力,而大英帝国的崛起和扩张也促进了旅行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补互动、相辅相成的关系。旅行文学的发展给英国社会文化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凸显,包括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秩序与混沌、中心与边缘、帝国与殖民地、全球化与地方性等一系列对立因素在不同文化空间中的并置和运动。对旅行文学的研究不仅使我们理解了帝国与旅行、内心空间与外部空间、个体身份与民族身份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也提出了一些涉及文艺美学和创作诗学的问题。

“外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前沿问题”三人谈

浙江大学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以伦理选择为理论基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学科的理论话语。浙江大学吴笛教授认为,外国文学研究者不仅仅是外国理论的搬运工,而应当成为文学批评理论生产者,并以此提出了法律文学批评方法,并分析了其价值和意义。清华大学陈永国教授指出,文学理论是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文学批评和文学阅读要关注"阅读的生态"和"生态的阅读",最终要回到人和物本身。

直面生死见真情--哈代与纳兰性德悼亡诗的诗艺比较

同样经历过丧妻之痛,英国诗人哈代与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均以真挚纯厚的情感与细腻自然的笔触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与哀恸之情,写下了大量的悼亡名篇。由于两位作家生活背景不同,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影响不同,因而二人的悼亡作在思想情感、表达方式等方面各有千秋。藉此诗艺比较,可管窥中西悼亡诗的异同,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西死亡意识、宗教观念与社会伦理文化。

追寻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聂珍钊教授的新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不仅以伦理选择为基础,在理论上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作出了重要的梳理和构建,而且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为建立我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拓展了空间。其中与"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相关的"斯芬克斯因子"的评述,令人耳目一新。作者继而运用这一原理,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进行了别具一格的论述,认为俄狄浦斯在破解斯芬克斯之谜时所作出的是伦理选择,从而有了伦理意识和对伦理禁忌的认知。这是继"人与命运的悲剧冲突"和"俄狄浦斯情结"之后的又一原创性论点,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

从《福》看后殖民文学的表述困境

南非作家J.M库切的《福》是对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的重述或改写,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了后殖民文学面临的表述困境:既要借助经典的话语力量为自己增势,又试图通过颠覆经典形象、话语和结构模式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由此形成后殖民作家与前帝国作家之间在话语权转让过程中既互相敌对,又合作共谋,既商讨博弈,又交换和流通的复杂关系。

旅行文学、乌托邦叙事与空间表征

旅行文学与乌托邦叙事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综观以《乌托邦》为代表的三个典型的乌托邦文本,可以发现,乌托邦外部空间的特征是不确定性、不可接近性、与世隔绝性,其内部空间则表露出相似性、类同性和无隐私性。乌托邦空间的表征背后既隐含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及英国的地理-地形学描述传统,又反映了乌托邦理想内在的逻辑悖论。

英国旅行文学与小说话语的形成

小说是编织在人类话语结构中的一种元素,是一系列杂糅的文本集合体。英国旅行文学和早期小说在主题、风格和话语方式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18世纪的英国小说在一次又一次模仿、戏仿和调侃其他话语的过程中将自身与写实的游记、新闻等区别开来,逐步形成明确的自反意识和自居作用,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叙事艺术的。

布尔加科夫与果戈理:文学史的对话

《大师和玛格丽特》对于主人公的确立和精心设计实质上牵涉到文学史中一个 悬而未决的课题。果戈理史诗创作的失败及其在《死魂灵》中成功确立的艺术样式,均可与布 尔加科夫的这部小说发生密切的对应和联系。本文试图从文学史的角度重新阐释果戈理艺术样 式的实质及其在布尔加科夫创作中的现实意义,进而揭示两种文本之间潜在的对话关系。

忧郁的信天翁与诗性的想象力——从《老水手行》看旅行文学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

柯尔律治的《老水手行》在借用17和18世纪旅行文学提供的实录材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诗性想象力,在写实的航海日志和浪漫的抒情诗中找到了平衡的支点和内在的统一性。诗篇自由翱翔于内在与外在、历史与现实、陆地与海洋、忧郁与梦想、罪责与忏悔、神恩与天谴之间。诗人在信天翁中发现了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自然精神";从老水手的射杀行为中,追溯到人类远古的历史和罪行;在婚礼与独身的两极中发现了人类最深层的欲望与梦想。全诗完满地体现了柯尔律治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诗学观点。

“俄国想象”与近代中日对俄罗斯文学的引介

近代中日两国对俄罗斯文学的引介,都内置于与西方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并且紧密关联着各自的现代化焦虑及其影响下的"俄国想象"。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俄国作为西方之外的另一个他者,提供了对西方现代性的补充乃至反思、抵抗的想象;而俄罗斯文学因其在西方的影响力成为明治日本的关注对象,又在其西式现代化道路上被引为象征性的补偿。相较于此,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视为绝对他者,通过中俄"相似性"话语的生产与反复,构建了一种"镜像化"的俄国想象;由此俄罗斯文学获致了合法性,成为被积极引介的外来文化资源。要而言之,中日在各自的现代化转型期,面对强势的西方他者,以截然相异的方式借助了对俄国这一对抗性话语的挪用,尝试在西方现代性之外探寻新的路径与可能性。

文明人的食人焦虑和帝国的纾解策略——十八世纪初期英国文学中的食人书写

西方历史上的食人包括两种意涵:一是知识史上作为禁忌的食人行为,二是作为医药的尸体。十八世纪初期,笛福、切特伍德、奥宾和斯威夫特等英国作家的作品中都存在着或隐或显的文明人食人情节,体现了启蒙后的英帝国的食人焦虑。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作为英帝国投射性认同产物的食人族成了纾解文明人食人焦虑的一种综合性策略。

论哈代的创作中鸟的意象

哈代的作品中 ,鸟的意象在揭示主题、塑造形象方面 ,时常起着画龙点睛的神奇作用。哈代作品中的鸟的意象反映了该作者悲观主义的自然观 ,他善于通过鸟的意象 ,表现对大自然的双重的感受力 ,鸟不仅具有浪漫主义的希冀 ,而且是大自然苦难的承受者。哈代还通过鸟的意象反映了悲观主义的命运观 ,鸟的意象被看成人类悲剧命运的缩影 ,同时 ,鸟的意象具有象征寓意 ,类似于柯尔律治笔下的信天翁 ,具有神奇的魔力。

《藻海无边》的身份意识与叙事策略

加勒比女作家简·里斯的《藻海无边》以夏洛特·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为故事蓝本重写或“回写”了罗彻斯特先生的前妻,疯女人安托瓦内特/伯莎的故事。作家采用了双重乃至多重声音交替叙述的策略,使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伯莎从被表述的他者变成说话的主体。小说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解开了《简·爱》中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克里奥耳女子的疯狂之谜,而且折射出身为克里奥耳女作家的里斯本人的身份危机感。小说是对存在于现实中和文本中的殖民话语和父权话语的双重反抗,通过这种后殖民的反话语实践,里斯试图重构她本人(以及与她有着同样命运的克里奥耳人)在殖民时代破碎的个人身份和文化身份。

《米格尔大街》的后现代、后殖民解读

本文从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出发 ,对 2 0 0 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V.S.奈保尔的早期作品《米格尔大街》作了分析。认为整部小说以“伪自传体”形式 ,采取后殖民文学的双重视角 ,精心塑造了一系列边缘人形象 ,着重揭示了殖民统治造成的边缘人的文化无根性和人格的扭曲性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对殖民文化的反抗和对生活理想的追求。整部作品以其独特的黑色幽默风格 ,消解了西方殖民者制造的有关启蒙教育、自由选举。

悬置于“林勃”中的幽灵——解读《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本文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出发 ,对 V· S·奈保尔的主要代表作《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作了解读。小说通过主人公一生对房子的寻求揭示了后殖民社会人群普遍所处的“移位”的生存状态。这种寻求不仅仅是迫于生存压力对安身立命之所的追求 ,更是一种形而上的对人格独立和尊严的追求。同时 ,这种寻求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后殖民作家的奈保尔本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和由此带来的焦虑感。

论庞德“在地铁车站”中的汉诗特性

尽管庞德本人以及中外学者将庞德的诗作"在地铁车站"视为俳句,但是,该诗所具有的日本俳句的特性其实并不典型,更多的则是汉语诗歌的重要品性。就艺术形式而言,该诗所接受的汉诗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包含两个复叠对比形象的典型的对偶句的特征,二是诗律学意义上的"字"这一概念的介入以及以此作为衡量单位所引发的诗律学上的探索和变革。而这一变革更是具有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和文化价值。

“双性气质”的性别魅力与现代困境——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名利场》女性形象利蓓加探析

"双性同体"理论是西方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而女性主义者追求的理想人格特质"双性气质",是男女两性人格之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同时也是她们用来反对阴阳两极化及性别本质永恒不变的一件有力武器。萨克雷小说《名利场》中的女主角利蓓加身上闪现出"双性气质"的性别魅力、人性活力与男性戾气,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双性同体"的理想及其现代困境。利蓓加的悲剧说明在男权意识长久与深远的控制之下,女性的自我解放之路困难重重。在现代社会中,"双性气质"理想面临诸多困境,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难点。

跨媒介的艺术对话与文化沟通——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电影与小说的文本互动

茨威格的代表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强烈激越的情感内涵与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闻名于世。美国导演奥菲尔斯、中国导演徐静蕾都曾将此文本改编为电影,以视觉艺术的方式来诠释、转换小说原作的艺术魅力。然而,相同的文学底本经过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时代的两位导演的改编诠释,呈现为具有强烈差异性的电影作品。从小说到电影,作为改编者的导演,以其当代眼光对文学原著进行重新阐释与再创造,在对原著保持一定程度的忠实的基础上融入了改编者对于作品的独特感受与认识。在对小说"文本接受"的改编过程中,两部电影作品表现出了基于个体与时代差异基础上的不同理解及相应的延续、遗失或增添等艺术转换现象。

论东西方诗歌中的“及时行乐”主题

“及时行乐”作为世界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主题 ,在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与欧洲以及世界各个时期的思想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该词语虽为古罗马诗人贺拉斯首创 ,而且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以及 17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在先于千年的《吉尔迦美什》等东方诗歌作品中早已表现过这一主题思想。尤其是在中世纪 ,当西方尚处在教会神权的统治之下的时候 ,东方诗歌中已经闪耀着具有强烈人性色彩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光辉 ,在不同的地理方位上表现了西方的人文主义的先声。

论帕斯捷尔纳克的风景抒情诗

帕斯捷尔纳克是俄罗斯文学中的风景抒情大师。他在抒情诗中竭力探寻人类灵魂与自然意象的契合。本文拟从三个方面 ,来探讨帕斯捷尔纳克风景抒情诗的独到的特性与品质。首先 ,他的诗突出听觉与视觉功能并重的结构艺术 ,既善于使用音响结构 ,突出自然意象的听觉效果 ,又能给人一种极为强烈的触觉感受 ;其次 ,帕斯捷尔纳克在风景抒情诗中表达了独特的诗学思想 ,在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方面 ,他强调艺术与人生、诗歌与自然的等同感以及自然与艺术的一体性 ;最后 ,他的风景抒情诗还通过角色互换的比喻体系来摆脱空间的枷锁和生物学意义上的隔阂 ,力图将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人与自然以及艺术与自然连成统一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