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道与侠客行

武侠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道风景线,但如何认识它的意义,迄今见智见仁。赞之者称其为中国英雄,批评者视之为与封建皇权相呼应的奴才走狗。如果尊重中国历史发展的话那就不难看到,后一种立场过于简单与片面。认识"武侠文化"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孔子思想与中国精神的关系。几千年来,"侠客行"的命运事实上同"君子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理解这点,对于我们恰当评价武侠文化的价值十分重要。

“流散文学”视野中的张爱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当一群跨界男作家还在城乡之间进行文学往还时,张爱玲实质上已经悄悄步入后来称为"流散写作"的行列。以香港为背景的流散元素,深刻影响着张爱玲的巅峰创作,即通过宗主国边缘男性对中国封建边缘女性的拯救母题,成功摹写了那时代"女/男"、"弱/强"、"中/西"等一系列内在同构关系的剧烈共振下,女性生存的"丛林规则"。张爱玲一贯的爱情悲剧在流散元素之直接影响下,形成"反向对位",增加了新的维度与深度,达到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叠合的真实。

鲁迅世界里的“目光”与主体精神的发生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著名的＂洞喻＂里,被锁在洞穴里的囚徒的目光从洞内向洞外的不断转向意味着对真理的不断切近。现代性意义上的目光的不断转向是主体自我建构与更新的过程。两种目光的转向都意味着一种＂精神＂的发生与运作。本文通过对鲁迅世界里的＂目光＂不断转向的呈现,解析其主体精神的发生与运作。

先秦至魏晋文学中对自然观照方式的变迁——以景句中的鱼鸟并举为例

不同时期文学作品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反映出对自然观照方式的变迁,是形成不同时期文学风格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先秦至魏晋文学景物描写中的鱼鸟为例,选取有代表性的五个节点,分析其背后反映的对自然观照方式的变迁。认为《诗经》中的自然物是比类思维下对人事的比兴,缺乏自身独立的价值;汉赋中的自然作为体现帝国意志的罗列式描写,是没有情意感动的客观记述;魏晋时期的宴饮和游览诗展现出由个体切身感受出发的对于风景的自觉;嵇康阮籍的一部分诗歌则体现了玄学化的自然观照,自然物象是无处不在的"道"的体现者;《兰亭诗》中的鱼鸟看似为纯粹的景物描写,其背后蕴藏着永嘉玄学的时空观。

鲁迅的生死自觉

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认为鲁迅“有一种‘人得要生活’的单纯的生物学的信念”，并认为这是他的根本信念，“人得要生存，这是他的基本观念。因为这，他才不能忘怀于人们的死”吲。竹内好关注鲁迅“从什么时候获得了这样一个时机——一个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时机，

“诗化人生”与重启艺术“诗学”

本文聚焦于启蒙时代以来理论话语的进程,通过梳理德国浪漫派的思想资源,特别是"诗化人生"这一命题,回顾与检视了人文科学中的理性质素。本文旨在提出一种感性与理性并重,同时面向经验与存在的艺术"诗学",从而将"诗学"的感性启示、艺术的想象化性灵以及主体的反思理性相结合,开启一种回归生活世界,走向审美之维的话语空间。

五四前后关于诗的用典之争及其诗学意义

胡适文学改良"八事"所提出的"不用典",揆诸新旧诗的创作实践,可谓失诸片面。而五四前后以同光体、学衡派为代表的旧体诗人则对"用典"有过一番缜密而深入的思考。他们特别借鉴了宋代诗人善于学古的特点,既对近世旧诗的"用典"积习有严厉的批评,又指出诗中"用典"的意义,持论理性而平正。鉴于同期的西方诗论中,"用典"已成为诗的一个重要元素,重新梳理五四前后这番关于诗之"用典"的论争,应别有一番诗学上的启发。

论田纳西·威廉斯对《海鸥》的再创作

作为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在全世界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而出于对契诃夫的喜爱和尊重,美国戏剧大师田纳西·威廉斯在晚年对其名作——《海鸥》进行了改编,并将改编本命名为《特里果林的笔记本》。本文从象征意象的解构和重构、人物角色的重塑和再造、艺术精神的融会与重铸三个方面出发,对《海鸥》和《特里果林的笔记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尽管后者名为后者的改写,但并不是简单的戏仿之作。威廉斯在改编本中通过对原作象征意象的重构和人物角色的重塑等戏剧技巧和手法的运用,实现了自己同契诃夫之间艺术精神的融会和重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