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党建基地建设的价值旨归、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基于浙江大学G学院的案例分析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在此“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紧要关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党内全面举行党史学习活动。作为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改进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积极探索,党建基地建设正成为在高校中开展党史教育、推进党建工作创新的实践热点。在此通过对浙江大学党建基地的案例分析,探讨高校学生党建基地的价值旨归与现实困境,提出党建基地建设需要从突出政治引领、构建长效机制和学科教育融合三方面的优化路径。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评价的实证研究——以浙江大学为例

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目前正向着专业化方向发展。针对浙江大学的专职辅导员和学生展开问卷调查,从思想政治教育、党团和班级建设、学业指导、日常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危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研究等9方面着手,从辅导员自身评价方面对浙江大学的辅导员职业能力现状进行评估。应当进一步提升辅导员职业能力,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促进辅导员的职业分类、培训进程,加快辅导员超专业化方向发展;完善辅导员绩效评定体系,明确辅导员职业生涯规划。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观培养的优化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如今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成为当前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从总体来看,开展对大学生就业观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可以为高校就业观教育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撑,在现实上有助于大学生树立理性就业观,实现高质量就业。基于此,文章以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观培养优化为主题,分析大学生就业观形成的影响因素,重点提出大学生就业观培养的优化对策,意在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指引方向。

中国排污权交易的法制建设探讨——以浙江省为例

分析了浙江省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排污权交易法制建设对中国的启示,对国家、地方2个层面进行了排污权交易法制建设的构想。最后,对浙江省排污权交易的法制建设进行了具体设计,并对排污权交易的法制建设提出了可操作性建议。

民国检察官的刑事和解及当代启示——以浙江龙泉司法档案为例

晚清以还,西法引入加剧了法律现代化与法律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家法已经废除的刑事和解在民国基层司法中依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龙泉司法档案中反映出的刑事和解主要集中在检察官起诉阶段,而检察官刑事和解分为检察官主持调解和官批民调两种模式。它对当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和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西方法律制度作为背景资源,坚持本土法律发展的自主性,实现传统文化的革新,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一种学术担当。

民国时期的浙江律师业——以杭县律师公会为中心的分析

近代中国律师行业自治发轫于民国初期的浙江杭县。依据杭县律师公会的相关史料,分时段对民国时期浙江律师业的发展演进历程进行实证分析,既具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又系正确认识中国律师行业自治的发展历史所必需。总体而论,民国时期的浙江律师业经历了由北洋政府时期的兴盛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衰弱之演变过程。

社区矫正的执行体制研究——以浙江省社区矫正工作为视角

构建科学合理的社区矫正执行体制,是目前我国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在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方面要逐步壮大以民间社团为主体的专业化帮教队伍;在矫正工作的衔接方面要重点确立审前调查制度和社区矫正工作室制度;在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方面要着力研究分类管理和分级处遇的科学性;在矫正对象的帮扶方面着重建立以"中途之家"为代表的安置基地。

多学科交叉融合与法学教育模式的流变

在教育模式上突破学科壁垒、实现多学科交叉共融,是新文科建设的主要内涵。新时代法学建设作为新文科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宜秉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原则,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传统法学教育阻断了法学与其他二级学科的知识贯通,造成学生理论教育与实践运用之间的学用脱节。面对这一困境,相关各方虽然进行了人才培养体系的革新,从法学学科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予以交叉融合培养,且着力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并促进司法实务型教育的发展;但现有的法学教育模式,依然存在着学科间的隔阂难以打破、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高校与实务部门之间存在体制鸿沟的现实困境。基于此,应着力解决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与新文科发展要求相互抵牾的问题,着力推动传统法学教育与理工科交叉知识平台的互融共通;为促进域外法向“知识供给”定位转变,应侧重培养通晓本国法和外国法的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还应鼓励法学院与实务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切实提高学生的司法实践能力。

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实施现状及完善——以浙江省为视角

新的《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制度作了细致改进,同时明确了鉴定人的出庭义务和法律责任。但在实践中,鉴定人出庭制度的运行状况不甚理想。据浙江省司法厅统计,2013年该省办理涉及诉讼的司法鉴定36 832件,但鉴定人出庭作证只有167次,出庭率仅为0.45%。新的诉讼法对于促进鉴定人出庭的努力收效甚微。结合该省工作实践,运用实证调研的方法,探究鉴定人出庭制度实施的现状和鉴定人出庭率低的原因,提出完善该制度的建议。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浙江省台州市L区为例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殊而重要的政治现象。通过对浙江省台州市L区的实地调研,描述了当地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渠道、内容与行动策略,概括了参与渠道自主性不高、目标层次低、参与组织性不强、参与机会不均等等问题,最后从社会权利均衡的视野出发,提出了建构公平有序的政治参与体制的对策性建议。

数字法学中算法法律性质最优解

算法是数字法学的基础研究对象,也是数字法治的重要工具。在法律上如何定性算法是算法规制的逻辑前提,也是算法保护的必然要求。算法新规并未给出明确答案。在既有法律体系下,围绕算法定性问题学界存在言论、正当程序、专利和商业秘密四种争议。这些争议的产生源于算法本体与载体的易混,算法与程序的不分,算法与数据、结果的混合,治理规则的局限。算法法律性质厘定标准的缺失是既有研究的较大缺陷。在厘定算法法律性质之前有必要明确定性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即合法原则、尊重劳动成果原则、维护公共安全原则、促进创新原则、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其中,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统辖其他原则。将算法定性为商业秘密是现有法律体系之下的最优解。

浙江省排污权交易及其制度构建探讨

排污权交易是近年来有效控制环境的一种新兴手段,它能够以较低的经济成本解决日渐突出的环境问题。目前,浙江省的排污权交易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其仍面临着许多难以突破的障碍。文章拟围绕排污权交易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以期对该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有所帮助。

以浙江民营企业发展为例浅析民间金融的合法化

浙江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浙江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贡献,而这些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创办和发展又离不开民间金融的存在。但是,民间金融在我国一直处于合法和非法的灰色地带,一不小心就会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灾难,使其背上违法犯罪的恶名。试从民营企业发展的角度论述民间金融存在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国外民间金融的发展,提出应当对民间金融进行合法化,并提出合法化一些具体措施。

生育支持政策的权利之维——发达国家的实践及启示

关于发达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从生育权利保障角度进行考察可知,这一政策体系具有“国家—个体”关系维度、以“国家—社会—个体”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维度的二维构造。前者以保障国民生存福祉为原则,以生育保障获得权和性别平等权为核心构造;后者以作为生育保障获得权补强机制的多元主体共同负担原则、婴幼儿的保育权为主要内容。生育支持政策鼓励生育的功能性目标,需通过上述权利的保障得以实现。从权利保障视域研究发达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可以在基本理念、体系结构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为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建构提供借鉴与参考。

我国人工智能立法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展开——兼论领域融贯型立法模式

中国人工智能立法已经纳入《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当前,研究重心应从“应否立法”转向“如何立法”。比较国际人工智能立法实践,可归纳出两种基本模式,即统一垂直型立法模式和分散网格型立法模式,两者在制度设计、价值取向等方面各具特征。在分析研判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上,以法律3.0为指导,提出中国应探索领域融贯型立法。该模式强调人工智能立法系领域法,主要内容应包括风险规制、产业促进、技术标准三方面,形式上要以基本法为主体、产业促进法和技术标准法为分支,旨在实现立法宗旨、人工智能面相及法治系统工程的三重融贯。在该模式下,《人工智能法》(基本法)应当对基本规定、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及责任义务体系等内容分别作统一界定、吸纳转介与制度重塑。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

受益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功能定位、服务对象更加多元,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得性极大增强,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注入了动力。本文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制,然后运用2013—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45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其中的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让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服务可以触及更多发展机会,进一步推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走深走实的政策建议。

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适用

新形势下,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体系在应对海洋治理中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呈现一定的不适应性。普芬道夫自然法哲学中的社会性义务要求社会主体承担不损害他人正当权益的普遍义务,具备此种消极调和特征的公平原则强调规则与历史演替中的社会关系保持一致,主要表现为在承认变化的基础上适应变化。通过将适应理念嵌入海洋法体系,补充法治理念的内容,并表现为面向未来的开放式规则、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演化解释,海洋法将更加灵活地调整权利义务关系。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具备内在延展性,能够为解决南海问题、日本倾倒核污水等海洋危机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提供借鉴思路。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海洋利益诉求也随之变化拓展。中国需要兼顾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适时调整立场态度,通过建立适应性的国内涉海法律体系、转化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法律逻辑,实现国内涉海管理和全球海洋治理的相互协调。

我国政府信息共享的现状、困境和出路——以行政法学为视角

政府信息共享是伴随着政府分工细化、公共行政改革和信息技术进步逐渐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信息共享在科学数据、行政规制和行政给付等领域取得显著进步,对于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提高政府监管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绩效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由于陈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政府信息共享也暴露出共享主体积极性不高、共享的有效性不足、共享的可操作性不强等一系列问题,使信息共享的发展陷入困境。当前,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对政府信息共享提出的新要求,只有结合法治政府的建设,对政府的行政职能、组织体制和运转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才能为我国的政府信息共享开辟出一条脱困发展的有效出路。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范式反思和规则调适——以欧盟《数字市场法》秩序自由主义面向为镜鉴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逐渐引发了对其竞争治理的争议,新近制定的欧盟《数字市场法》成为了对数字经济单独立法的典型代表。《数字市场法》与欧盟竞争法存在着紧密联系,反映了欧盟竞争执法在“更经济学路径”深刻影响下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应对乏力。在此背景下,《数字市场法》的制定理念实现了对传统欧洲秩序自由主义的回溯。在数字经济法律治理中,《数字市场法》的镜鉴意义并不应体现在其单独立法的形式要件上,作为后发的反垄断司法辖区,我国可以通过完善现有数字平台反垄断实践实现有效的竞争治理。基于当前平台反垄断活动中的问题,我国应当对传统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适当调适,对竞争损害理论进行扩张,进一步提升平台反垄断法治化水平并且适当地对大型平台设置特殊责任。

企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逻辑理路、发展困境与制度构建

企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事关数据价值的实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我国,此项改革优势明显,发展形势总体向好,各地涌现出一批可资借鉴的典型模式。对其进行考察,可以提炼出企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有益经验。当前,实践中还存在数据确权、供需撮合、市场建设、数据治理等方面的问题。由此,我国应当建立起企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制度,即产权结构性分置的权利制度、数商类型丰富且服务齐全的主体制度、规范高效且互联互通的市场制度、多元共治且激励相容的监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