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传播与公共伦理规则

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民众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广泛展开,参与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一方面,国家层面主动、有序开放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大,政府的回应积极性越来越高,民众的意愿和要求日趋成为影响国家法制建设、政策设计、地方治理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民众的主动参与意愿也越来越强,民众不仅积极响应地方政府层面所开放的各种参与机会,而且主动地创造了各种线上及线下的参与新机制。

增“四力” 铸精品 锻造浙江新闻传播力

每年一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国新闻奖"是树立新闻行业标杆、推动新闻改革,书写不忘初心、兼顾与时俱进的风向标。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刚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级、各类媒体的346件作品获得本届中国新闻奖。浙江省新闻界在本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取得优异成绩,共计有17件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4件,二等奖6件,三等奖7件。

传播偏向、污名化与专业理性——关于疫情危机中的全球传播景观的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观。21世纪频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际信息传播曲线从疾病信息开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国内对于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也在传言处置逻辑中出现若干的翻转。这种翻转通过大量信息的对冲现象逐步让事态的发展获得受众更多的理解与共情。

算法权力下的劳动控制——基于秀场主播劳动过程的研究

随着算法推荐机制普遍嵌入平台劳动过程,平台资本通过数字技术塑造着新的劳动秩序,直播平台也通过算法重新定义秀场主播的劳动过程以及分配劳动控制权的新机制。算法技术弱化了主播与公会间的雇佣关系,增强了主播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高度嵌入的算法机制通过平行和纵向的数据收集,将秀场主播的劳动成果转化为可视化极高的数据,加强了对秀场主播各个劳动环节的算法规训。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与高度内化的算法规训转移了劳资矛盾,并且必须通过平台来调节矛盾。然而在劳动过程中,秀场主播逐渐熟悉算法规律,不断找寻适合自身发展的自主性策略,尝试着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算法的控制。

技术赋权与算法的价值选择

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是一个不断被筛选、应用和强化的过程,并在一次次迭代中重塑人类意识与社会形态。此间,人与技术在主奴关系上的博弈从未停止。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在知识生产领域的结构性嵌入,二者在主体性层面的竞争于知识生产领域中日益激烈,人类面临自我创造力削弱和主体意识消解的危机。重构技术在深度学习层面的规约,在智能和自我间找到共存的平衡点,是人类对充满挑战的人机共生时代的理性回应。

流动的社会与“乡下人的悲歌”

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有能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行事来决定命运,甚至控制我们的生活质量。换言之,我们相信自己既有能力监督自己的行动,又有能力决定行动的后果。这不有歌为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是生活真的是这样吗?

全球互联网变局:危机、转机与未来趋势

互联网既是互联互通的全球公域,又重构着由资本主义逻辑与区域、阶级、种族、性别等多维关系交织而成的权力结构,还释放着挑战传统权力结构的多梯度杜会进程。作为技术-社会-文化复合体,互联网所呈现出的连接与分布、空间与结构、符号与意义,反映、维系、放大,也部分挑战着参差不一但又不失统领的全球格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枢轴。在后美国时代,互联网处于新旧磨擦碰撞的中心地带,后美国时代的结构性危机正激化着利益之争与价值之辩,暴露出维系支配与反支配的惯常体系的政治性,也因此激活了新的反思与调试。在技术一致性和绝对性的表象下,我们的政府与社会需要发挥主体性,为建设智慧社会提供面向未来、面向全球、立体多维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深度媒介化视角下平台治理的范式转变——“守门人”理念下技术、媒介与制度的耦合进程

欧盟出台的《数字市场法》为全球网络空间的规制带来全新的理念和冲击,其中提出的“守门人”理念及其治理框架不仅呼应了社会深度媒介化的现实挑战,更推动了全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和治理的范式转变,有助于我们突破单一的市场层面来理解变革的本质。新的“守门人”概念超越了以技术、信息、市场和平台单一属性来定性互联网平台的传统,走向以数据为抓手、以社会综合影响为衡量标准的新范式,使得数字时代平台治理的视野和制度构建有了本质性的提升,顺应了互联网从早期信息中介到多边市场,再到人类主导性生存空间的技术演进历程,也引领了新的变革下治理思维和理念的突破。欧洲平台治理的范式转变,对于中国平台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即从过去以内容为中心的“守门人”转向以数据为中心的“守门人”。

媒介技术演进脉络的哲学考察

技术既不是某个目的的手段,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目的。技术是人类确认和强化自身的方式。媒介技术是延伸人体,又强化和提升人体。人类创造媒介技术的初衷是为"我"、为"我们"的自由与解放,所以媒介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要件。那么,寻找事实真相,化解极化分歧,谋求共识共存,就是未来媒介技术突破的方向。

媒介技术的进化历史与中国传媒变革的内在逻辑

媒介技术一直推动甚至是倒逼着传媒业的变革。近四十年来,中国先后出现了各种媒介技术应用,传媒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几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更是在组织框架与观念上对传统传播业的重构。纵观媒介技术的进化历史,我们发现它一直遵循着人性化趋势。未来的传媒必然朝着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力量,朝着追求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方向进化。

后受众时代如何遇见“你”

在这个星球上,人与人的相遇是一种宿命,你无法超越和回避。那么,他们是谁?你又是谁?我们如何相遇,又如何同行?也许对你来说,芸芸众生都是他们,是你的听众、对象和偶尔的对话者。

中华文化“走出去”之新想象——吴飞教授访谈录

嘉宾介绍:吴飞,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专业委员会会长。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访问学者。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浙江传媒学院客座教授,钱江学者。曾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

自媒体话语实践中的观点极化与社会流瀑——对方方日记海外出版争论的个案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网络群体意见极化现象也更加频繁地出现。线上话语实践中的分立极化会随着特定条件的变化出现强化或者弱化,这些条件可能是群体认同,也可能是那些固有的认知。基于此,本文以"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所形成的广泛论争为个案,考察中国自媒体空间特定事件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及其形成原因。

“地球上可能有一个灵魂、或可能醒来”——网络化社会中“全球脑”的形成与知识生产模式创新

历经数次科技革命,人类对信息与知识的渴求、对人际社会交往的渴求催生出日臻完善的通讯网络,从初级原始的社群部落,到算法分发和万物互联,我们始终在探寻如何更好地打破人与知识的界限、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全球脑(global brain))”是彼得·罗素(Peter Russell)提出的技术构想,虽然尚未实现,但人类的技术始终向着“智慧”的方向不断努力,希望重塑人与人、人与知识、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

后美国时代的互联网与国家

全球互联网嵌入并延续着传统、现代、后现代相混杂的政治经济格局。在此不均衡性和非代表性的基础上,美国主导的治理方案却指向全球同一的、非领土性、割裂国家与集体权利有机联系的政治体。所导致的结果是,既有制度安排内部不断涌现话语和观念之争。始于2008年的全球数字化衰退更是激化之于国家角色的想象嬗变与实践裂变。这使得何为国家复归、国家为何复归、国家如何复归成为"后美国时代"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冲突焦点。本文在技术与国家两个层面提出理论进路:(1)从媒介本体论转向社会-技术复合体概念,以此打破治理讨论的绝对化思维,扩大本土模式的去标签化空间;(2)借鉴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正视"互联网中的国家"以及国家之于传播关系、传播资源、传播制度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角色。本文认为,"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标准和行动准星的国家复归,是服务于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性手段与历史性步骤。从实践环境、治理目标与道德内涵角度,中国推动主权模式毋宁说是开放式的,是以国家为基石的多利益攸关方机制。因此,如何调用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开放式网络主权与新型的多边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立足问题意识，唱响“世界之中国”

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以更加全面、立体的视角讲述"世界之中国",在尖锐国际政治问题面前敢于亮出中国立场,在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面前勇于表达具有世界精神的人文关怀,在展示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时善于捕捉个性化细节、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