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与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建设

目前 ,作为西方特定时空产物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已对我国行政学界理论发展的方向和管理者的行为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对这一理论 ,我们既不能全盘、直接地移植 ,亦不可消极地加以排斥 ,而应立足于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 ,按照我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独特理路 ,在深入研究和批判的基础上 ,有选择地撷取其精华 。

英国公共管理的教育和研究

英国公共管理的教育和研究都发端于公共行政范式。伴随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英国公共行政范式面临严重危机,到90年代逐渐被公共管理范式所取代。英国公共管理教育具有明显的技能和实践导向,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与一般管理教育日益趋同;而英国公共管理研究则立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之上,中央和地方的公共治理问题成为目前英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主要议题。

人性预设转变与公共行政理论变革

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对公共行政领域渗透的产物。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性恶论假设是新公共管理形成的理论基础。性恶论假设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强调公私利益的冲突,而经济人假设下的新公共管理强调公私利益的和谐,主张以激励兼容而非规制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这为政府摒弃官僚制、建立市场驱动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资本:公共物品还是私人物品

按照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者的看法,社会资本应包含信任、规范和网络,且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但是,消极的、不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社会资本"也往往存在于各种社群中。这就构成了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一个内在矛盾。作为一种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公共物品,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应有共同的指称,这是社会资本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明确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性质,是社会资本概念成为对各种问题进行跨学科探讨的可靠起点。

治理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治理,包括全球治理的兴起,是人类探求良好公共生活和政治秩序持久努力的延续,它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绝对主权的消解。通过审慎地分析治理与民主、官僚制等政治学传统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分支,可以看到治理理论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某种交融。

政府自利性:问题与对策

政府代表公共利益是其不可推卸的职责 ,与此同时 ,政府追求自身利益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由此可知 ,政府是具有公利性和自利性的矛盾统一体。当“官意与民意”相左、“公意与私意”背离时 ,政府的自利性与公利性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兼容 ,政府自利性的消极影响随之显现出来。政府自利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政府在承担其职能时将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而行动 ,从而导致政府实有职能的扩张和应有职能的萎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建立以报酬激励和晋升激励为导向的功绩制、以适薪养廉为依托的薪金制、以及以约束为基础的权力平衡和制约机制。即建立健全兼容的激励机制和高效的约束机制 。

责任政府的法治基础与政治构架

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是法治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强烈诉求。民主理论为责任政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论证和基本的政治架构,法治则是责任政府不可或缺的法律保障。归根结底,责任政府的理念只有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内才能获致完整而深刻的阐释,责任政府的建构只有在汲取民主法治制度安排之精髓的基础上才能顺利进行。

中国历史上的农本工商末思想与政府政策的嬗变

2000多年来,在如何处理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问题上,人们的主导思想和政府的政策经历了从农本工商末、农末俱利,到重本轻末、禁末,再到三者皆本、并重的二次重大转变。农本工商末、农末俱利的思想与政策产生于战国以前。轻末、禁末的思想春秋末即已萌芽,其政策战国初业已产生,并曾在魏、齐、秦等国付诸实践。三者皆本、并重的思想北宋时即已产生,甲午战争后方最终成为国人和政府政策的主导思想。

论法治与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政府权力受到社会和公民限制的政府 ,法治下的政府才能成为有限政府。法治的要义就在于调解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遏制政府权力的专横和腐败 ,从而维护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正当利益。法治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 ,没有高度的民主 ,社会就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制衡政府权力 ,也就无法真正建立有限政府。法治是建立有限政府的基础 ,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势力均衡 ,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政治监督机制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制约。

教育创新:主体性教育与教育信息化的协同建构

“创新”是教育实践生命的源头。教育信息化为教育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条件;而主体性教育则为创新教育指示了方向,为教育信息化提出了内在的需求和动力。主体性教育与教育信息化交汇在此世纪之交有着教育发展规律的内在必然性,二者的协同建构将在人类教育创新史上产生一次巨大的质的飞跃。

透视亚洲福利保障经济:一个东西方比较的视角

亚洲福利保障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不断进步的 ,它与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和再分配的目标是一致的 ,并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一种直接贡献力量。亚洲福利经济素以政府小规模公共开支的低成本作为其发展的优势 ,尽管这也意味着亚洲福利保障经济与西方社会的福利经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但这也预示了亚洲福利保障经济在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上可能比西方走得更远。宗教和文化的交融 ,实际上是规制了亚洲福利经济低水平发展的模式 ,但这种模式的发展 ,最终会更多地向接近西方特别是欧洲健全的体现民主和公民权益的福利经济模式靠拢。而中国适时确立的科学发展观 。

全球化时代的西方福利经济制度

全球化给福利经济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西方福利经济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受全球化的影响已经发生和正在继续着深刻的变化。但福利经济制度依然很好地维系着社会保护的逻辑功能 ,并且成功地使得福利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能够稳定、长期地相互促进性的增长。福利经济的发展历程其实是串构了 2 0世纪经济学的流派演绎 ,实践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主义的一脉相承性 ,也是对凯恩斯主义在今天全球化开放经济环境中的依然有效性的检验。全球化与西方福利经济制度的变革 。

黑格尔法国革命观中的自由主义批判

围绕法国革命这一大事件展开对自由意识的分析批判 ,是黑格尔的自由主义批判的重要内容。黑格尔认为 ,在法国革命中产生的“绝对自由”的渴望 ,既是近代欧洲历史和精神发展的一个必然性环节 ,但又处处显出缺陷 ,显出过渡性的环节。“绝对自由”的冲动终告失败 。

瑞典政府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瑞典旧养老保险制度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是以规定受益制为特征的现收现付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直接导致巨额养老金难以支付的结果,迫使政府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制部分地向规定缴费制的基金制转型;新执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为每个工人建立由瑞典政府代表个人管理的名义个人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账户,个人养老金账号上的资金可直接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并可以以遗产的形式继承给相关的受益人。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应该改变养老金受益的计算方式,将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分离,开辟养老保险基金按账户进入资本市场的途径,确保个人账户上养老基金的投资增值;并且要加强和培养养老保险的精算人员。

“节省律”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

艺术作为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不仅要创造出动情的个性化形象,还要在思想和形式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凝炼性,即以最少的元素材料和最经济的表现形式来达到最大的艺术容量。人们在艺术活动中之所以遵循这一“节省律”,不仅因为它符合了人类心智结构的发展趋势,而且还因为它使艺术作品更具审美张力。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内容的“熔铸”、“炼意”和艺术表达的“修词”、“炼句”,都充分体现了“节省律”。

中国风险投资需求研究

我国风险投资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不是风险资本供给的不足 ,而是风险投资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加快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必须解决风险投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这个根本性问题。只有培育风险投资需求主体 ,才能刺激风险投资有效需求的增长 。

中国语境与霍布斯的主权理论

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在中国的语境下极易引起误解,这一方面源于文化与语境的不同,文化传统错移后的语境和时代背景错移后的语境助长了这种误解;另一方面源于对霍布斯理论认识不够深刻,尤其是对其关于国家主权与个人主权关系的认识不足所致。针对上述原因,本文试图绕开语境带来的认识误区,深入霍布斯的论证逻辑本身,从其理论本意认识把握霍布斯的主权理论。探讨国家主权与个人主权在当下中国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达成社会共识。

法治缺失下的制度风险与非市场竞争

法治缺失下的制度变迁在调整原有经济利益格局的同时,增加了企业正常经营的制度风险。为了使制度的重新设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实现或在新制度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转型时期的企业家们普遍非常重视非市场竞争,谋求与政府官员的结盟,以获取行政权力控制下非生产性的经济利益。但这一现象将严重影响我国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跨越发展,并致使腐败现象蔓延。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只有依靠法治,才能确保政府权力运用的科学性和公共性,减少制度风险的产生,降低寻租的预期收益,使企业家们重新回到市场竞争的轨道上来。

核恐怖主义与奥巴马政府核战略

基于国际核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对核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同时为了提升美国在核军控领域的制度和话语霸权,也为了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服务其全球和地区战略,奥巴马政府大大提升了反核恐怖主义政策在美国核战略中的地位。鉴于这一政策为美国在核军控领域制度和话语霸权服务的狭隘性质,它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缺陷:反核恐怖主义政策因果关系颠倒;反核恐怖主义政策的目标指向存在一定失误;美国核政策自身存在矛盾。正是由于存在着上述缺陷,决定了奥巴马政府反核恐怖主义政策必然会对国际反核恐怖主义努力产生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