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基于收入结构视角

数字乡村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基于收入结构视角,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有效提高农户家庭总体收入水平,归因为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农户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而对农业纯收入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并加速农户离农倾向。机制检验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主要促进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家庭创业,进而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实现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同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区域差异性,对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和非平原地区的农户家庭增收更有利。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数字经济水平并成为嵌入乡村社会的新要素,对提升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效果显著。强化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需多维度加大对农户职业培训的力度,提高农户数字素养及其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回报率。

乡村数字治理的幸福效应

提升农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要任务。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能否成为农民幸福感的新驱动力量?以2020—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幸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基层政治信任在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强化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发挥信息效应,将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可得性,该结论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能作用。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在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中更显著,由此证明乡村数字治理确实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

基于精准助农的“小微田园综合体”——概念、模式与实践

针对现有乡村建设项目以权力和资本主导、农民受益被动且有限的现实,瞄准农户主体、小规模农场提出“小微田园综合体”模式,旨在精准助农。引入复杂适应系统(CAS)的理论视角,解析乡村和田园综合体的复杂适应性特征。依据理论框架,探析多元主体的营建动力机制、“要素特征—业态模型—空间模型”的营建路径、建构“小微田园综合体”模式。并以湖州璞心家庭农场展开落地实践,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建构“社区支持型”农业与休闲体验相结合的“业态模型”,提出基于系统历时性、共时性的“低度干预”“本土融合”等有机更新设计策略,完成从线上到线下的社区营造。“小微田园综合体”模式建构对拓展建筑学在乡建领域的研究路径和实践范围有重要意义。

语言差异与市场制度发展

市场制度差异是导致经济发展差异的深层次原因,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了区域间市场制度差异?本文为市场制度差异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新解释:我们认为语言差异会显著影响区域间市场制度差异。利用中国省际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语言差异对中国区域间市场制度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语言差异对市场制度差异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语言差异越大的区域其市场制度差异也越大。我们将市场制度的不同维度根据主要的推动力量归纳成3类: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个人主导型,语言差异对企业和个人主导的市场制度差异的作用更明显;并且相比于语言较统一的北方地区,语言差异对南北地区之间、南方地区内部市场制度差异的影响更大。本文进而检验了语言差异对市场制度差异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语言差异除了会因为交流的障碍增加市场制度差异外,还会通过文化观念差异进而增加市场制度差异。本文最后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集聚、经济距离与农民增收：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基于浙江省1990—2011年69个县和2004—2006年1 215个乡镇的面板数据,利用实际交通时间的倒数设定空间权重矩阵,通过空间Durbin模型考察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直接提升作用,而其他区域的经济集聚与经济距离共同作用,产生了对农民收入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发现,传统上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模型设定,高估了当地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而低估了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总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