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视野中的公共服务分工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公共服务分工是指政府在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财政责任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和社会在整合资源方面的特有作用,发展公共服务规划者和生产者的专业优势。尽管公共服务分工有利于弥补政府直接生产的局限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交易成本,需要进行有效的合同治理。对于公共服务分工而言,选择能够节省交易成本和具备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公共服务的分工还有助于防止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对抗,重建新的权利和责任体系,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

公共行政合法性:概念、结构及危机

公共行政合法性一直是个重要但模糊不清的议题。从知识传统来看,早期公共行政学者着重探讨了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判定标准,其后一代学者则从宪法主义、契约主义、法律主义等不同但最终形成互构的视角阐释公共行政合法性,最近的研究重归对其概念的探究。迄今为止,"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概念尚未得到准确清晰的界定。根据已有研究与公共行政自身的结构,可将公共行政合法性的结构分为组织制度合法性、实践合法性与学科合法性三部分。以公共行政合法性的结构为剖析工具,可以更加深入全面地解读官僚制行政范式下公共行政组织制度层面的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认知合法性危机,公共行政实践层面的过程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危机,以及学科层面在学科议题共识、研究方法与学术共同体认同方面存在的问题。

科层理性与人情社会的冲突与平衡

韦伯式科层制在西方国家遭到诸多批判,在中国化过程中也遭到人情社会的挑战和阻滞,尽管科层制理性与人情社会之间存在深沉的张力,但这并非意味着韦伯科层制完全不适用于中国情境。要促进韦伯科层制与中国人情文化的融合,消除当前公共权力运行中的过度人情化、关系化的不良倾向,需要汲取韦伯科层制的合理要素,将其理性精神注入到现有的人情社会中,通过对规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平衡、工具理性与人性的平衡、组织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在理性与人情的冲突中找到均衡点。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追溯

作为启蒙运动的分支,苏格兰启蒙运动是现代文明进程的中坚力量。苏格兰作为这场运动的诞生地,是追溯现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场所。与欧陆发达地区相比,贫穷落后的苏格兰之所以能兴起一场辉煌璀璨的启蒙运动并产生深远的辐射力,其奥秘在于苏格兰的国际性以及自身的文化特性。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国际性与开放性,得益于其积极与英格兰、荷兰、法国等地先进文化的融合。再者苏格兰自身的独特性又深刻影响着这场运动。这种特性离不开苏格兰自由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政治环境的自由化、宗教宽容,强大的资助群体、启蒙知识分子的高度社会性等因素,使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轮廓逐渐显现出来。

外来人才社会融入问题研究——基于浙江舟山的调查

人力资本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外来人才因自身素质、流动目的、流动方向、与流入地的关系、需求层次等原因,其社会融入具有一定特殊性。基于舟山市外来人才社会融入实地调查数据,结合其他地区外来人才社会融入的案例,发现外来人才的经济融入情况普遍较好,社会生活融入其次,心理情感融入不甚理想。人才自身素质,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前景,当地的人才政策、用人观念等是影响外来人才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

国内外管理学科评价综述——兼谈我国管理学科评价发展对策

以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为代表的国外管理学科分为工商管理类、农林管理类、图书馆类、公共管理类四类。我国管理学科分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五个一级学科。我国的管理学科设置与国际上通行的管理学科设置比较接近，在学科内容上基本与国际接轨。因此，认真对比研究国内外管理学科评价的经验，无论在学科评价。还是在学科建设方面。均可为我国管理学科发展提供借鉴。

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实质与突破

大部门体制改革是我国30年来前五次体制改革的延续,是在已有体制改革基础之上的一次纵深发展。前五次体制改革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经历了五个不同的阶段,即改革的摸索期、探索期、发展期、深化期和稳定期。本次改革将进入稳中有进的第六发展阶段。本文认为,大部门体制是大责任制、大职能制、大服务制和小政府制"四位一体"的有效制度安排,其改革能否取得成效,有赖于五个方面的突破,即改革的性质、主体、对象、决策机制以及成果的保证。

全球视野下的社会性别预算:国外经验

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性别预算实践已经历了三十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和理论框架。至今,各国根据不同国情,形成了具有多样性的驱动机制、实践主体以及发展特征。国际社会广泛的性别预算实践,不仅是分析公共财政预算对社会性别不同影响的有效工具,也是公平分配社会资源、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这对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将性别意识主流融入主流政策,进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具有启示与借鉴作用。

从行政吸纳到简政放权——法治政府建设的双重逻辑及其转变

拥有专业、信息、资源优势、充分权威的行政部门和对政府行为具有监督、调整、优化作用的司法治理,代表着建设法治政府的两种基本力量。然而,在国家治理欠缺制度性分权、政府行为边界模糊的发展型政府背景下,由行政部门单一力量主导的法治容易走向"行政吸纳法治",而使法治政府建设陷入行政化、封闭化和地方化并遭遇多重结构性矛盾,司法治理也会受到抑制而处于边缘地位。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和试图克服地方主义的司法改革,体现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从行政吸纳和司法抑制到行政主导和司法治理双重逻辑并重的转变。从行政吸纳到简政放权,通过重构国家与社会以及政府与市场间关系,有助于解决政府职能混杂、权责不清这一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性难题;从司法抑制到司法治理,充分发挥司法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优化作用,能够倒逼法治政府建设。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新阶段,需要推进行政改革和司法治理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