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国难之际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合与分

国难之际,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汇聚南高与学衡派学人,发展人文学科,提倡求是精神,以期融汇科学与人文。浙江大学文学院努力平衡学术与政治、学术研究与社会思潮的体用关系,沟通西方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实践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转移国运。史地学系提倡史地合一,创新史学,积极应对时代需求;中国文学系主张贯通考据、义理、词章,超越中西新旧之争。历时性考察民国时期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发展与分合,既可揭示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面向,又可尝试为平衡科学与人文、政治与学术的体用关系,提供切实思想资源。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视域下对党项与西夏史料的异同认知述评

党项与西夏的史料就是党项与西夏国发生、发展、消亡过程中的史迹遗存、文字记录和口碑资料。具体地说就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的汉文党项与西夏史料、西夏文文献和考古发现,亦即唐、五代、宋、辽、金士大夫和西夏人书写的党项和西夏史料,是党项和西夏存续期间同时代的人的历史见证,是故其史料性质对于研究党项与西夏而言是第一手资料。而明清时期的汉文西夏专史,从文献整理上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对研究党项与西夏的历史只有学术上的研究参考价值,而不能作为原始史料征引。

新文科视域下中美高校历史学科研究竞争力的四维考察

新文科视域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应当实现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学术论文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是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表征,是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积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研究的竞争力。以历史学研究论文为对象,可从研究生产力、影响力、发展力和国际合作力四个维度构建历史学研究竞争力评价模型。对中美10所高校在Scopus数据库中2014年至2023年历史学研究论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高校和美国高校在研究竞争力四个维度上各有千秋,中国高校研究生产力规模低于美国高校,但研究影响力及趋势表现优秀;研究发展力美国高校保持较大优势,但中国高校显示出更好的发展潜力;国际合作竞争力中国高校有较大优势,但发展趋势有所下降。这些结论能够为我国高校历史学科建设提供参考。

近10年西方史学理论界有关历史时间的讨论——兼评《关于时间的新形而上学》

时间作为一种形式,是历史学不可回避却又不易感觉到的要素。关于时间的分析,历来被哲学家所重视。20世纪以来,有关时间观念的历史学应用也逐渐增加,尤其自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出现之后,科泽勒克以史家身份对时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理论思考。最近1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家对于时间的考虑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值得我们关注。国际权威的史学理论刊物《历史与理论》编辑的第1辑虚拟刊"关于时间的新形而上学"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核心材料,透视科泽勒克、鲁尼亚、罗斯等人对于时间问题的思考,可以认为,这些思考强化了我们对于历史时间的关注,也促使有关历史时间的意义之网能够渐次展开,但它还不足以构成一种关于时间的新形而上学。

孤掌难鸣:大学区制度下浙江大学对遂安县教育局局长案的处置

1927年7月,浙江宣布试行大学区制,蒋梦麟出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后改为浙江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区正式成立。以往关于大学区制的研究多基于中央、高校视角,事实上,大学在教育行政管理实践中行使包括解决教育纷争在内的法定职权,最终实效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而非教育部门。遂安县教育局局长姚桓被控案便是典型。

民国时期现代医学对乡村疾病的防治与困境——以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为例

我国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血吸虫病发现于1905年,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国民政府将浙江作为血吸虫病调查的主要区域之一,并设立防治试验区。在防治过程中,现代医学防治工作却在民众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面前,败下阵来,甚至遭到民众的仇视。医学预防措施因与民众生活习俗相异,与民众生产生活相矛盾,民众不予配合。防治工作由卫生人员主导,却难以得到地方行政机构及乡村士绅等有效配合,孤立无援。作为当时社会精英的医疗卫生人员,深入乡下,却与乡村之间有着明显的疏离,现代医学难以实现在地化。一方面,没有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作保障,乡村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从血吸虫病防治过程又可以管窥出民国时期乡村公共卫生现代化事业建设过程之艰辛及失败原因。

新文化运动与浙江一师风潮

1920年因为更换校长经亨颐触发的浙江第一师范风潮,是继五四爱国运动而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少有酿成冲突的重要事件。学生一开始就自我定位为维护教育革新和巩固文化运动,而具体指陈的四项教育革新内容,学科制议而未行,教师专任、改授国语已经民国政府教育部下令实行,学生自治则与美式自动教育的兴起合拍。而且这些举措均提倡已久,并非新文化运动才出现的新潮流。仅就浙江一师而论,只能说经亨颐刚好踩到了新文化的点上。不过,经亨颐还长期担任浙江教育会会长,其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机关其实是教育会,他希望通过改造学生的人格向社会传播普及文化,进行社会改造。因此,浙江全省乃至全国学界都将一师学生的行动视为捍卫文化运动之举,予以支持。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上海国民党人对一师风潮推波助澜,而同为发起人的江苏教育会,由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与经亨颐的人格教育暗中角力,未能伸出援手。

《經學歷史》編纂史事考

皮錫瑞的《經學歷史》通常被視爲代表其今文經學立場的經學史著作。近年學界從該書的内容、版本方面,討論《經學歷史》是經學史還是經學著作,手稿本和通行本的版本差異以及其中皮錫瑞經學觀的變化。以新近出版《顧廷龍日記》所載陳慶年與《經學歷史》的關係入手,梳理《經學歷史》的成書經過,考察陳、皮二人編纂《經學歷史》的本意,應能理清《經學歷史》的性質及版本異同等問題,呈現經史轉型之際學人處理經史關係的多元路徑。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拓本的流传与碣石保管权之争

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由于具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六种文字于一体,世所罕见,体积又小,便于携带和收藏,故其拓片不仅是文人间收藏、赠送的佳品,也是到敦煌的游客乐于购买、收藏和赠送的纪念品。但由于该碣石质松脆,不宜多拓。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初,就于1944年1月制订了管理办法,规定今后不得自行拓印,由研究所每月拓印50张出售。由于拓片出售有较高的利益,敦煌县参议会就想争夺保管权,并于1948年12月1日向敦煌县政府呈送了要求收回“真言碣”的提案。敦煌县长鲁玲对参议会的提案并未支持,只是给研究所发函转达参议会的意见。研究所给敦煌县的复函中明确表示不能移交保管权。同时于1949年3月18日向教育部作了专题报告。由于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国民政府各机构的办事效率已大不如前。直到1949年6月2日,教育部才在广州向敦煌艺术研究所发出了妥为保管的“指令”。碣石也就一直由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保存。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及其实践--以《毛泽东选集》中“农民”一词的运用为中心

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全面了解,对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与重要性有准确的认识,并在民主革命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与策略,动员与组织农民加入其中。毛泽东十分看重作为群体的农民的阶级属性与行动,他注意将农民的切身利益与民主革命的目标相结合,激发其“革命性”,也注意改造农民的“落后性”。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及其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典范。

重庆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主权意识演变——以宪政立法和承认外交为中心

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迁址重庆,先后两次修宪并制定《建国纲领》,明确战后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重心。重庆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通过宪政立法和集中军权,加强对内主权的重塑和稳固,同时将实现民族独立、获得政府的国际承认和建设武装部队确立为基本外交方针,致力于通过“承认外交”获取对外主权。然而,“临时政府”的特殊身份和“革命宪法”所构建的主权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加之各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和对韩国临时政府地位存疑,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最终以失败告终。

义乌模式:从市镇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考察

本文认为自宋代以来中国部分地区形成了一种市镇经济形态 ,义乌小商品市场是在社会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推动下兴起的 ,而市场又反过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并使市镇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其中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对义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因此义乌模式的形成又是区域历史发展的结果。

探矿找油六十载: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

黄汲清(1904~1995),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近现代地质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开创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制图事业、建立中国大地构造理论基础、勘察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等方面均作出了卓越贡献。早在20世纪30年代,黄汲清即着手石油地质的考察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黄汲清参与规划、部署并实地指导全国范围的石油、天然气的普查,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利用黄汲清回忆录、年谱和自然资源部档案等原始材料,系统整理黄汲清数十年来在中国石油、天然气的方面研究工作,分析中国石油勘探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

真与用: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问答

访谈首先讨论了历史真实性问题,区分了两个层次的"真实",一是具体的史料的真实,一是以经验为根据进行判断产生的真实感。文学的真实接近后者,是时间性、历史性的存在。其次,历史学科的基本价值除了求真,还在于满足一定的社会功能,寻求一种心理上的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应用语言、叙事策略等方面皆有主观性的成分,与文学叙事类似。第三,作者和读者产生共识才是文本实现其意义的方式,这是文本的社会功能发挥的途径,因而公众史学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就此而言,文学和历史文本可以实现相似的社会功能,公众史学应该更多借鉴文学叙事的方法。

浙东史学与民国经史转型——以刘咸炘、蒙文通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重新阐释、构建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的重要环节。巴蜀学人刘咸炘、蒙文通试图重塑浙东史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刘咸炘构建以章学诚为核心,"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学术系谱,旨在塑造、贯彻浙东史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特质,以此重建中国文化,回应中西古今之争。蒙文通强调南宋浙东史学与清代浙东史学的差别,以秦汉新儒学为根本,将南宋浙东史学构建成为"儒史相资"的典范,以此阐扬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希冀"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以疏源浚流的方式呈现晚近各派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本意与主旨,或可探明传统学术的流变,以资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借鉴。

释查理曼的遗嘱

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的末尾记述了查理曼的遗嘱。811年春夏在亚琛召开的法兰克政治集会最有可能是立嘱的场合。查理曼选择立嘱处置自己的全部财富,体现了这位皇帝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确立家族秩序和帝国秩序的努力。这份遗嘱或隐或现地牵涉当时加洛林帝国的王朝政治、政教关系、外交格局、灾异危机、道德改良等多方面复杂、微妙的形势和挑战。查理曼选择用立嘱的方式回应这些形势和挑战。

“浙东学派”与民国新史学:何炳松“浙东学派”论之旨趣

晚清民国时期,重新阐释、构建浙东学派成为近代学人创新学术的重要凭借。何炳松倡导新史学,以章学诚之史学沟通中西,溯源浙东学派,重构中国学术传统。何炳松由辨析程颐与朱熹之别入手,建构从程颐、南宋、明末清初、章学诚直至近代新史学的浙东学派发展系谱,誉之为宋代以降儒学正统学说的流变。此论一出,民国学界从追认正统与历史本事两层褒贬不一,延续至今。若在民国学界的历史情景与学术脉络中,考察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及其学界回响背后的多元学术旨趣,或可尝试思索认知近代浙东学派建构历程的新路径,为建设民族国家与文明复兴提供生生不息的知识参考与思想资源。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