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国难之际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合与分

国难之际,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汇聚南高与学衡派学人,发展人文学科,提倡求是精神,以期融汇科学与人文。浙江大学文学院努力平衡学术与政治、学术研究与社会思潮的体用关系,沟通西方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实践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转移国运。史地学系提倡史地合一,创新史学,积极应对时代需求;中国文学系主张贯通考据、义理、词章,超越中西新旧之争。历时性考察民国时期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发展与分合,既可揭示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面向,又可尝试为平衡科学与人文、政治与学术的体用关系,提供切实思想资源。

近10年西方史学理论界有关历史时间的讨论——兼评《关于时间的新形而上学》

时间作为一种形式,是历史学不可回避却又不易感觉到的要素。关于时间的分析,历来被哲学家所重视。20世纪以来,有关时间观念的历史学应用也逐渐增加,尤其自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出现之后,科泽勒克以史家身份对时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理论思考。最近1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家对于时间的考虑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值得我们关注。国际权威的史学理论刊物《历史与理论》编辑的第1辑虚拟刊"关于时间的新形而上学"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核心材料,透视科泽勒克、鲁尼亚、罗斯等人对于时间问题的思考,可以认为,这些思考强化了我们对于历史时间的关注,也促使有关历史时间的意义之网能够渐次展开,但它还不足以构成一种关于时间的新形而上学。

《闺范》与“妻”之构想:明代中后期夫妻关系的历史解析

明代中后期,社会出现诸多变化。两性婚姻方面也是如此。万历年间吕坤编刊女教书《闺范》,重视夫妇之道,突出了夫妻关系在五伦中的地位;在描述作为妻的典范女性方面,重视女性才学,将体现女性之"才"的"诗女"、"文学之妇"作为独立类别编撰进入《闺范》一书,丰富了女性评价体系,为夫妻关系中"情"的展示与流露提供了有效途径。虽然,基于传统妇德约束,女性"贤孝"与"贞烈"仍然是评价女性品德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准则,但《闺范》的构想在传统的理想妻子和夫妻关系模式中,为"情"的注入提供了空间。结合这一时期比如士大夫为女性撰写的墓志铭等资料看,吕坤这一对妻的构想与对理想夫妻关系的期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真与用: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问答

访谈首先讨论了历史真实性问题,区分了两个层次的"真实",一是具体的史料的真实,一是以经验为根据进行判断产生的真实感。文学的真实接近后者,是时间性、历史性的存在。其次,历史学科的基本价值除了求真,还在于满足一定的社会功能,寻求一种心理上的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应用语言、叙事策略等方面皆有主观性的成分,与文学叙事类似。第三,作者和读者产生共识才是文本实现其意义的方式,这是文本的社会功能发挥的途径,因而公众史学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就此而言,文学和历史文本可以实现相似的社会功能,公众史学应该更多借鉴文学叙事的方法。

浙东史学与民国经史转型——以刘咸炘、蒙文通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重新阐释、构建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的重要环节。巴蜀学人刘咸炘、蒙文通试图重塑浙东史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刘咸炘构建以章学诚为核心,"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学术系谱,旨在塑造、贯彻浙东史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特质,以此重建中国文化,回应中西古今之争。蒙文通强调南宋浙东史学与清代浙东史学的差别,以秦汉新儒学为根本,将南宋浙东史学构建成为"儒史相资"的典范,以此阐扬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希冀"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以疏源浚流的方式呈现晚近各派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本意与主旨,或可探明传统学术的流变,以资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借鉴。

“浙东学派”与民国新史学:何炳松“浙东学派”论之旨趣

晚清民国时期,重新阐释、构建浙东学派成为近代学人创新学术的重要凭借。何炳松倡导新史学,以章学诚之史学沟通中西,溯源浙东学派,重构中国学术传统。何炳松由辨析程颐与朱熹之别入手,建构从程颐、南宋、明末清初、章学诚直至近代新史学的浙东学派发展系谱,誉之为宋代以降儒学正统学说的流变。此论一出,民国学界从追认正统与历史本事两层褒贬不一,延续至今。若在民国学界的历史情景与学术脉络中,考察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及其学界回响背后的多元学术旨趣,或可尝试思索认知近代浙东学派建构历程的新路径,为建设民族国家与文明复兴提供生生不息的知识参考与思想资源。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简论历史理性与历史叙事

18世纪末以来,康德为历史理性的发展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人们关注到对于历史的认识乃是基于各种前提假设,历史理性作为一种对于历史的反思性力量,首先表现为对前提假设的自觉意识。历史学作为一门使用日常语言的学科,日常生活中的理性思维已经成为历史理性的合法性来源之一。自觉、常识和效率分别对应于认识中的主体、经验和表现,它们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基本要素。具有历史理性的史学家,在其历史叙事中,对于各类前提假设有着充分的自觉,并且擅长于运用现实经验中获得的常识和历史经验形成类比,也藉此将自我对于人事的普遍性认知有效地传递给读者。

发现行动者:社会学观念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

以"社会行动"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学观念,构成了《经略幽燕》《叫魂》《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这些中国史研究的案例的分析模式。通过"社会行动"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学观念,可以清楚地体现这种社会学观念所蕴含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即社会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与历史演进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历史-社会结构对社会行动的选择构成的制约作用。历史研究者更加自觉、灵活地选择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更好地构建具体历史现象的解释模式,甚至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提出创新性的、基础性的理论构建,从而克服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饥渴症"与"理论恐惧症"。

历史研究中的证据与证明——自柯林武德以来的讨论

史家在进行历史研究之时,要依赖于证据。然而,证据的产生,与史家所提出的问题相关。历史学家往往因为现实的要求提出问题,从而将那些可以用来阐明其问题的史料纳入证据的范畴。历史学家的问题来自于“现在”,他提出问题的过程是创造的过程。史家进行证明的过程与回答问题的过程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依据史料进行逻辑推理之外,类比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证明过程中的类比,受到不少史家、数学家、哲学家的重视。对类比证明的理解,将帮助史家在进行历史证明的过程中,避免产生对于史学之精确性的盲目崇拜;它同时也可以促使史家认识到,证据与证明,在最大的限度上与现实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清水江流域宗族在婚姻关系中的作用考察——以天柱县婚书为例

检阅清水江婚姻文书发现,宗族在契约订立中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宗族影响文书的表达程式,贯穿主婚权、中人及在场人选择诸多方面,故探讨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诸类婚书,对于揭示宗族在家庭婚姻中的渗透度,以及在维系家庭延续性和社会稳定性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

巴斯德与现代细菌学的诞生

19世纪上半叶,面对频发的传染病,西方传统医学陷入了双重困境。它既无法在医学理论上解释疾病的根源,也难以在医疗实践中实现对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因而迫切需要新的变革。19世纪中期,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从发酵研究中敏锐地察觉到微生物的巨大价值,并通过对炭疽病、狂犬病等的研究,不仅论证了微生物致病的细菌理论,还为医学实践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从而实现了现代医学的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斯德的细菌学研究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惠及全人类的医学革命。

介入史学的意义与局限——奥古斯丁·梯叶里对法兰西民族史的重构

奥古斯丁·梯叶里的法兰西民族史学研究有着鲜明的政治介入色彩,经常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调整其历史观点。为了和复辟王朝以及旧贵族作斗争,梯叶里投身历史研究,证明第三等级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为了捍卫在“光荣三日”中诞生的路易—菲利普政权的合法性,他强调王权和第三等级在历史上的结盟催生了自由事业;1848年革命推翻七月王朝以后,他笃信的历史信念顷刻坍塌。尽管梯叶里的政治选择和历史观念在前后出现了重大的摇摆,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孜孜以求的历史客观性,但他为重构法兰西民族史所提出的诸种原则,如抵制年代错置论、重视历史叙事、重视档案整理以及反对哲学话语对历史学的入侵等,极大地推动了法国史学的革新。

浙江大学创建的若干史实考辨(一)--是谁查封了普慈寺?

浙江大学不仅是全国也是国际上的著名大学,厘清其历史非常有必要。有关浙江大学校史的著作已出版了不少,研究浙江大学创办史的论文也有不少,但囿于相关史料发掘的困难,很多史实一直是混沌不清,甚至误判时空人事,导致以讹传讹。笔者为梳理浙大创建的历史过程,多方搜寻史料,在此贡献出来以共同厘清浙大创建以及与浙大创建相关联的那段历史。

“以国故整理科学”:《儒学五论》与国史体系重建

晚清民国时期,以西方学术重构中国文化体系成为近代新学术社会建立的必要环节。国难之际,科学学术与民族精神间的张力日趋紧张,如何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社会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学界的焦点。蒙文通撰述《儒学五论》,以秦汉新儒学为轴心沟通中华文明义理之学、经史之学,力图重建国史体系,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中义理、制度与事实的能动关联,回应清季以降纷纷扰攘的经史、中西文化论争,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家提供有效途径。

论历史证据的理论负载

历史证据作为历史研究中最基础的范畴,关系到历史研究行为的展开以及真实性的建立。对于历史证据的认识及使用,学者们往往持有两种相反的倾向,即一方面认为,历史证据在宏观上处处透露着主观“气息”;另一方面则相信,它在微观上具有坚实的客观“硬核”。随着叙事主义史学的兴起,历史证据的确证能力逐渐让位给表现能力。于是,在对历史证据的认识与确证问题上,存在着理论空白。一个较为具体的案例分析和一个更具逻辑性的讨论,将有利于弥补这一缺失,并可由此提请史家注意到传统观念中的错误看法。首先在具体案例方面,研究主题选取了古希腊时期的历史证据。通过分析,认为古希腊时期的历史证据与同时代中人们普遍具有的本体论之间,具有无法分割的联系:古希腊人偏好使用“看到”的证据,是受“在场”形而上学的深刻影响,进而又分别塑造了希罗多德式“旁观地看”、修昔底德式“融入地看”的历史证据。之后,从一种想象性的世界出发,通过探究取消“现象-本质”的认识方式后历史证据如何存在,讨论历史证据范畴中本体论的必要性,并证明历史证据必须要预设某种“本体”。综上,历史证据“负载”着理论;不存在传统意义上具有客观“硬核”的历史证据;没有理论便没有证据。

新兰克学派论历史中的个体和普遍

19、20世纪之交,在一场名为“兰普雷希特之争”的史学辩论中,新兰克学派对历史中的个体和普遍这一史学基本问题做了集中论述。以梅尼克、马克斯·伦茨和奥托·欣策为代表的新兰克学派历史学家继承了兰克的政治史研究,强调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以新兰克学派对个体和普遍的认识为主题,分析、论述其主要观点,凸显出新兰克学派对兰克史学思想的接受与继承,既可以拨开19世纪德国史学中不同史学思想间的迷雾,又可以呈现这一时期德国历史学研究的多样性。

旧制度时期法国捐官制与绝对主义王权的关系探讨

旧制度下法国的捐官制是一个具有公共性与私人性两重特性的"正当合理"的卖官鬻爵系统。这个体系的缘起与成长轨迹几乎与法国绝对主义王权的发展同谐共振。王室发明捐官制的初衷在于经济上增加财政收入,政治上控制官员,以强健专制权力肌体,但运作过程中的实际效用往往相悖。作为王国既得利益者的捐官集团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危害并侵蚀了绝对王权,其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的盘剥以及官职的私有化所造成的捐官人集团的独立性,使官僚们对王室的忠诚大打折扣,与王室(权)之间的信任缺失;政治上捐官制撕裂了法国社会,不仅"捐官入贵"者与旧贵族之间的裂痕加大,还与普通平民互起冲突,阶层之间的矛盾损害了社会团结,进而伤害专制政体;另外,由于捐官职位大多在司法领域,损害了司法正义,引发司法腐败,这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政治治理能力,继而损害王权专制权威。捐官集团与王室之间这种既是同盟者又是竞争者的微妙关系,使其成为一种难以消除的政治力量。改革捐官制是大革命的前导因素,也成了旧制度坍塌的原因之一。

陈布雷与浙江大学西迁“协款案”

自建校以来,经费问题便成为浙江大学最初发展之掣肘,以致易长、罢课、请愿等情况时有发生。对此,浙大几任校长如程天放、郭任远都尝试通过改组浙大,一方面集中事权于校方,裁撤下属学院冗杂机构,开源节流;另一方面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同时反复与浙江省教育厅沟通,以确保省教育厅的经费不至断绝。在国民政府、浙江省教育厅、浙江大学这三者的纵深互动中,陈布雷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抗战军兴,国事蜩螗,局势动荡,浙大自西迁后,省教育厅便切断了经费拨给。浙大西迁途中本就资金拮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