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与“新文化派”的缠斗

《学衡》诸将向新文化派炮火全开之时,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而且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诸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取向并不认同,行动上也比较疏离,很少正面回应《学衡》的挑衅。从《学衡》前的各自为战,到《学衡》的正面进攻,再到《学衡》之外的全面攻防,吴宓等人始终缠斗不已,源于哈佛与哥伦比亚两校留美学生的宿怨。其痛批的要点不在新旧之争,而是如何才能融贯会通中西新旧,创新文化。不认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并不等于反对新文化,所以时论仍然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异调。

阮元和《云南通志稿》

阮元的一生仕途显赫,在许多地区担任封疆大吏。治政之余,他为各地振兴文教、发展学术做出突出的贡献。他主持编修《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稿》、《扬州图经》,并为多部志书写序,这些工作反映出他的方志理论。阮元主张后人修志要保留前志的内容,繁简适宜,提倡在志书中设立事志,重视图在志书中的作用。他不主张志书中的详近略远,反对横生议论。他主持编修的《云南通志稿》篇目编排有序,重点突出,反映了云南的地方特色;著录了大量云南地方文献,并在志中保存了一批诗文;《云南通志稿》还设立《杂志》,记载了云南的古迹、冢墓、轶事和异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