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五月五日礼仪中的中国因素

古代日本的五月五日礼仪，始自7世纪初，形成伊始受到中国夏至理念的影响。至8世纪律令制国家确立后，五月五日节仪成为体现天皇与全体官人政治关系的重要国家礼仪。中国民间五月五日习俗中的菖蒲、续命缕等道具成为律令制五月五日节仪的必要组成要素，避邪除灾的观念也随之被融入五月五日节仪之中。

蒋介石对黄埔嫡系陈诚的培植

大陆时期,蒋介石颇注重嫡系干部之培植,而陈诚则是其培植嫡系干部中最为成功的代表之一。自1920年代起,蒋介石便有意培植陈诚,不仅在职务上对其予以提拔重用,在生活上给予关怀,而且在修身、治学方面亦悉心指教。与此同时,蒋又令陈诚在党政方面予以历练,使其逐渐由军界向政界扩充。多年之苦心培植,令颇有革命精神的陈诚对蒋怀有报效之心与报恩之情,并逐渐对蒋产生信仰,成为蒋之信徒,唯命是从,而蒋亦视其为门生嫡系,两者犹如父子,犹如君臣。

自治与动员:抗战时期的保民大会——以浙江省龙泉县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保甲融于自治之中,在基层社会创设保民大会。保民大会与乡镇民大会、县市议会共同构成了新县制下的民意机关,对推动民众参与地方自治、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具有积极意义,但保民大会也成为政府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的工具。

北宋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

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曾对北宋国家祀典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黑杀将军临降为宋太宗继位提供了君权神授的道教依据。景德二年南郊神位变革试图通过神位秩序的变动,将儒教的南郊祀典改造为道教神系。昭应宫玉皇祀典一方面如唐朝的太清宫被纳入儒教的宗庙系统中,另一方面也保存着独立的道教性质并与郊祀礼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徽宗朝和阳宫的玉皇祀典,则是将郊祀神位体系纳入到道教的"三清"之下,由道教统领整个国家祀典。北宋道教挑战儒教国家祀典正统地位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北宋国家祀典中的道教现象,既非唐宋以来某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反映,也不是国家祭祀体系向民间信仰开放的结果,而是宋朝重建政治文化过程中多元化取向的表现。

区域社会中作为信仰、制度与民俗的“社”——基于近十年晋东南研究的反思

近十年来,学界发掘利用山西东南部的碑刻、赛会写卷等文献,从宗教信仰、基层组织和演剧、赛社仪式等角度,对该地"社"的历史形态进行了大量研究,使之成为从地方社会实践的层面,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社"的典型个案。各个不同侧面的探讨都显示,"社"的内容和形态在唐宋时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奠定了该地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此后不同政权、制度的进入和地方权力主体的变化,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晋东南"社"所展现的地方社会和历史,也与福建东南沿海形成对比。对区域历史中的"社"的研究,不应止步于概括"社"的意涵,或者在"国家-社会"的固化结构模型中陈述"社"的功能,而是以"社"为切入点,理解区域社会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和"社人"的观念和行为。

“异姓为嗣”问题中的礼、法、俗——以明清浙南族规修订为例

浙南地区收养异姓子,并以异姓子主祭的现象,被南宋理学家关注。随着明清宗族组织的发展和族产的扩大,乡间抱养异姓、异姓为嗣,从放任不受管制的状态,变成宗族管理、限制的重点事项,并在族谱编纂中发展出一套针对立嗣异姓的规则和安排异姓子孙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民不祀非族"的理念和"异姓不得乱宗"的律条,被各方所引用和诠释;诉讼成为人们修改规则的手段。礼、法关系的历史,赋役制度变革带来国家与家庭关系的改变,宗族组织的发展趋势,以及每个宗族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权力斗争,都给"异姓为嗣"习俗的产生、确认和改变带来影响。

宋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地方”书写

地方志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价值已为人所共知。但如果将它作为文本观察对象,地方志体例的完型及以地方为书写单位的特征是需要进行必要分析与定位的。宋代地方志编纂中,体例由图而志,这一转变表明由文字书写出"地方"或者说将岩石、山川等自在之物在人的经验世界中通过文字生产出来,成为方志重要的表达方式。方志中的"地方"不仅是书写单位,而且也使得每一个地理环境成为一个文本环境。为了构建出"地方",宋代方志形成了较为一贯并且分门别类的框架系统,同时,每一门类又被赋予了价值标准,如此,地方志中的地方社会图式就被传递和构建出来。

朝贡体制的另一面:朝鲜与琉球使臣在北京的交往

朝贡体制是传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事务的一般行为模式,同时对中国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也产生着重要影响。万历年间(1573-1620),朝鲜和琉球面对当时东亚社会复杂局势,为缓解各自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藉由双方到北京的入明朝贡使臣交换国书、互赠礼物,积极恢复通交。在此过程中,明代朝贡体制为双方"交邻"关系的重建提供了通道。

信任的流失:一二八事变前后的陈铭枢与蒋介石

自宁汉分裂,陈铭枢一直追随蒋介石。然而,一二八事变前夕陈铭枢和蒋介石的关系却日渐恶化,双方由彼此信任发展到互相猜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双方在抵抗的程度上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并由分歧走向了决裂与对抗。其关系之恶化除外部因素外,角色错位与性格多疑皆为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英国邀访宋美龄再考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宋美龄访美之际,先后三次邀请她顺造访英。为使宋美龄接受邀请,英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然而,面对英国的热忱邀请,蒋介石反复不决,宋美龄则不愿接受。中方的态度令英国颇为难堪,热情渐冷。之后,丘吉尔、宋美龄相继发表不利于对方的言论,最终使访英计划流产。一场本该收获友谊的外交活动却使中英关系更增困扰。

世纪之交的史学理论研究——第18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报道

2014年5月16一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浙江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所共同主办的第18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次会议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位学者参加，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亦有年富力强的中坚学者，更有代表学界未来的年轻人。

日本前近代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兴起环境史研究以后,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也日渐兴盛。日本史学界对环境史定义的认识,是通过不断的摸索和讨论而逐渐明确化的。目前,有关环境史是探究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关系史的定义,在其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同。日本前近代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社会经济史、灾害史和心性史三大视域;研究方法也不仅是历史学的实证主义,而且还引入考古学、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虽然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尚不具备独立成"学"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论。

抗战时期中日两国在东南亚的宣传战

20世纪20至40年代,恰是"魔弹论"盛行时期,即西方学者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中日两国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亦非常注重实施宣传战。日本在向东南亚侵略扩张的同时,试图利用宣传舆论,使东南亚各国反对西方殖民统治,分化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传统友谊,离间土著与华侨的关系,企图达到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国民政府一方面与英美等加紧宣传联络,另一方面针对日本在东南亚的欺骗宣传,努力利用传统友好关系,劝服东南亚各国只有站在同盟国一方,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和民族独立解放。东南亚各国基于自身的情况及民族主义思想,国内分化为不同势力。中日两国在各自宣传领域均有其成功之处,对战时及战后国际秩序亦有极大影响。

18世纪的法国“文学政治”何以成为可能——对托克维尔的一点批评

西方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尖锐地批判法国大革命,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倡导文学政治。他们认为,启蒙哲学家和法国革命者缺乏政治经验,他们提出的政治哲学脱离社会现实,并由此导致大革命走向了恐怖。事实上,文学政治不是抽象建构的产物,而是扎根于18世纪法国的社会现实,并体现了当时人们重建法国社会的普遍愿望。拙文在对托克维尔的思想进行若干批评的基础上,分析了文学政治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积极意义,并指出文学政治彻底消亡的灾难性影响。

鱼鳞图册研究概述

鱼鳞图册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府编造以作为赋课租税的地籍清册，图册以旧地为主，顺次编号，所含信息包括地形、四至、田土形态、面积、科则(等级)和业主姓名等要素，有时兼列佃户姓名。它是明清土地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是研究当时乃至以后土地制度发展演变历史(诸如土地占有情况、土地租佃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等)、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

专家在修志中的作用——《绍兴市志》编纂札记之一

《绍兴市志》出版并获奖，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领导重视，社会各界支持，修志人员勤奋努力外，丰富的人文背景，深厚的文化积淀，优良的修志传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而作为志书总纂，让我感受最深，得益最多的，是专家对我们的热情指导、真诚帮助、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