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交往哲学维度与实践交往美学的哲学基础

本文旨在回到马克思所论及的最宽泛意义的交往概念,深入剖析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发展理论、人、物、自然界的相关论述所体现的交往思想、所包含的实践交往哲学维度,溯源西方哲学传统,探寻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交往哲学维度及其维度的双重转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继而在分析论证借鉴现象学观点和方法的可行性、合理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之后,借鉴现象学的观点和方法,从意识和行为两个角度全面把握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最宽泛意义上的交往概念,全面分析和阐释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交往行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具有四维三类一体的结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包含物的生产、人的生产、符号生产、社会生产四个维度。所有的实践都直接和间接是交往行为,实践和交往行为都包含三种行为类型:身体行为、符号行为和意向行为。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原初意义上最宽泛的交往的界定中来,回到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交往行为中来,全面地分析和把握交往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发掘实践美学和交往行为的内在关联,这就是实践交往美学的哲学基础。在分析论证借鉴现象学观点和方法的可行性、合理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之后,借鉴现象学的观点和方法,从意识和行为两个角度全面把握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最宽泛意义上的交往概念,全面分析和阐释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交往行为。

胡塞尔的想象和幻象

马克·里希尔分析论证指出,在胡塞尔那里,想象是对没有物理载体的图像客体的一种“感知表象”,是感知表象式的拟象。而幻象和想象的区分虽不是严格确定,但还是有区别的。想象仍然有其当下不在场的图像主体,而幻象则没有当下不在场的图像主体。幻象显现具有四大特征:一是多变性或变形性;二是在所谓连续的时间过程中非连续性的闪现;三是在同一个假定的时间连续体中具有间歇性;四是他们的显现是不存在的虚无。但是,幻象需要在想象行为中显现,尽管幻象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被其所代现的现实存在的图像主体。在戏剧表演中,戏剧人物是无法直观、并不存在的“感知”幻象,演员只能具身化这种不可形象化的戏剧人物。演员只有在具身化这一并不存在的感知幻象过程中进行移情,他才是好演员。

间象的类型:映摄间象、模拟间象、符号间象、空间间象

四象论的间象分为映摄间象、模拟间象、符号间象、空间间象。映摄间象是因为物体表面具有光滑的质地、物质具有反射光线的特性、机器具有摄取影像的功能而映显或摄取的间象,包含映显间象和摄取间象,它们都与直象视域存在的对应之物保持了极高程度的相似性。模拟间象是以摹仿直象视域之物、呈现想象视域创造之对象乃至间象视域之对象而存在的绘画作品、电子图片,就其一般呈现的内容而言,模拟间象的形成呈现为从直象或想象、间象向模拟间象进行转化的过程。符号间象具有能指和所指的符号结构,可以作为生产性间象,成为具有先天性的形而上学范型,具有凸显记忆性、淡化相似性的符号代现功能。空间间象是存在于流形空间上的图像客体,具有相似性代现功能。空间间象为理解西方绘画受雕刻影响所呈现的空间特性、雕刻具有绘画风格的相关论点,提供了新的路径。

四象论与中国意象理论的现代转型建构——来自胡塞尔和郑板桥的双重启示

四象论突破的契机在于结合胡塞尔的图像意识理论、想象意识理论和郑板桥的画竹论,依据人类视觉意向经验的差异,将视觉意象分为本象、直象、间象、想象,同时通过想象的纽结点与西方的想象理论思想传统相打通,沿着宗白华先生的道路,将康德思想特别是康德的想象理论吸收进四象论的理论建构之中,以此深化意象理论探讨,发现中国意象理论传统中意象的形而上学先天生产衍生机制。借鉴康德生产性想象和再生产性想象的分类,对于中国意象理论“四象论”而言,不仅想象可以分为生产性想象和再生产性想象,而且间象也存在生产性间象和再生产性间象的类型。《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所奠定的中国意象理论的形而上学先天生产衍生机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是生产衍生的“始基”,生产衍生宇宙万物。其二,《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是生产衍生的“范型”,生产衍生时间、空间、社会秩序等。其三,《周易》卦象作为生产性间象是生产衍生的“本源”,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由此,四象论成为中国意象理论现代转型的理论建构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化实践”:在实践哲学的谱系内——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

无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聚于文化,强调文化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形态和实践领域——文化实践。本文论述了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并把它安置在实践哲学的谱系中,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实践哲学已经蕴含了实践与文化关系的某些线索,但是这一线索并未彰显出来,其实践哲学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马克思“劳动-社会”的实践哲学把实践置于社会领域,社会包含了文化,然而出于现实的需要,马克思主要强调了社会的制度和组织方面。为了理解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动力问题,早期文化研究思潮挖掘和彰显了马克思社会实践的文化内涵,系统论述了文化实践理论,构建了文化实践的新模式。这是在当代全球化时代,适应时代发展的实践形式;它有力地批判了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为实践哲学开辟了可能性;它使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实践哲学潜在的文化意义彰显出来,使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更加完整;它关注大众文化实践,加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反精英主义。

传统实践哲学前提转换与实践的总体性

传统实践哲学奠基于一个根本前提,即理论、制作与实践的分离与对立,这一前提产生于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命题的破解:它使实践从理论性知识怀抱中分离出来,使实践哲学从理论哲学(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然而,这种分离和对立却导致传统实践理论的内部矛盾,马克思所创立的“劳动—社会”的实践哲学第一次转换了实践哲学的根本前提,使劳动实践成为总体性实践。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劳动的思想,以现实的劳动实践活动代替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抽象活动(精神的劳动),进一步提升了劳动对人的意义,使劳动成为人的普遍本质。在此基础上,劳动成为理论、制作和实践的统一。可见,这种新的实践哲学把实践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实践即“现实”。因此,不能把实践理解为一种从生活世界中抽象出来的某种行为,实践就是人的完整的生活世界。

论莫尔特曼“宇宙基督”的生态意蕴

基督教生态神学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获得蓬勃发展,至今方兴未艾。然而就讨论的具体问题而言,以信仰耶稣基督为核心的基督教却很少从基督论的角度来探讨生态问题,这确实令人颇感意外。国外的少数学者也发现这一问题并感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