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政府职能转变的循环往复及其风险规避——基于H县的个案研究

政府职能转变一直贯穿于我国四十多年行政体制改革历程之中,但政府职能转变的循环往复现象屡屡发生,处于低层级的县域政府更是如此。通过H县的实践个案考察,县级政府在权力界定、结构变化和流程再造层面进行了职能转变。但面对基层社会治理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制度运行规则,县域政府职能的选择性转变,事权承接不匹配,变相恢复与扩张,“条块分割”弱化统筹协调机制等潜在风险仍然存在。实质上,县域政府职能的转变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县域层面职能的增加或减少,而是涉及政府职能设置、职能转变方向和目标、职能转变动力和方式等多个方面的累积性创新,需要不断平衡和调适县域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目标,充分协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间的关系,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县域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推动政府职能向整体型、服务型、智慧型和治理型转变,才能更好地将县域层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如何遏制“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基于杭州廉政制度创新的实证研究

廉政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面临的重大任务。近年来杭州市结合当地实际探寻适合本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廉政建设呈现出三条清晰的发展路径:"民主路径"、"技术路径"和"文化路径"。相关调查和数据分析显示,杭州市的廉政建设取得了良好绩效,较好地控制了权力滥用。这一实践对各级政府廉政建设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都带来很大的启示。

中国地方政府经营的结构变迁与制度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经济治理领域总体保持发展型和经营性的角色特征,但具体的经营结构却发生着明显变化,即从经营企业阶段的地方性国家统合主义转向经营辖区阶段的政企统合治理。这一转变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逻辑,企业产权改制和民营化推进、政治与市场中的双重竞争和互嵌、财税金融制度的集权化改革、开放与垄断并存的生产要素市场共同形塑了上述演变。政企统合治理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第三领域”的一个结构表现,其在功能上有助于地方政府整合经济发展中的多重目标。中国情境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需要注意地方政府在“第三领域”中弹性、模糊的治理机制,这些机制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之间,而且同样存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之中。

基于区域差异性的省直管县分类改革研究

目前围绕"省直管县"改革存在许多争论,这些争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区域差异性考虑不足,简单地从局部地区的事实推导出全国性的结论。对我国长期实行的"市管县"体制的实践效果所进行的数据检验,显示出该体制促进市县经济共同发展的初衷在不同地区乃至不同类型的地级市范围内实现的程度均有所不同。通过分析这一结果及其背后的区域差异性,可以总结出市县府际关系调整的目标选择以及省直管县分类改革的主要路径。

地方党委的双重代理与三重失衡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使地方党委层面存在的问题得以突显。地方党委层面大量腐败问题的查处既表明了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又突显出地方党委权力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在纵向维度上,地方党委兼具双重代理人角色,它既是中央或上级组织在地方的"代理人",又是同级党组织和地方利益的"代理人"。"双重代理"角色的内在冲突与困境是导致地方党委出现系统性腐败的一大诱因。而横向维度上的三重失衡:党委领导干部权力—党员权利失衡、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失衡以及地方党委权力—责任失衡,则导致党内控权制度失灵,在地方组织层面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约监督。推动地方党委的权力结构法治化转型是遏制党内腐败、防止权力滥用的关键。

撤镇设县级市抑或县下辖市:新时代经济发达镇的设市模式研究

经济发达镇是新时代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载体。为消除镇的建制对区域发展产生的刚性约束,可因地制宜地开展撤镇设县级市,并积极探索县下辖市的创新空间。从新时代市制演变的逻辑看,两种设市模式的实施条件有所差异。在政区建制、政区空间和行政单位等核心要素上,两种设市模式的内涵明显不同。可在比较优劣和约束条件的基础上,锚定适用对象:撤镇设县级市适合位于母县的边界处,或处于交通枢纽、边境口岸,且大都市有一定的距离的非县政府驻地镇;县下辖市适合还没有达到县级市标准但又面临体制约束,或已达到县级市标准但为母县政府驻地的经济发达镇。

法治社会、责任政府与高品质公共生活

法治社会、责任政府与高品质公共生活是对温州发展的期待,即从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相对无为的政府走向有力有为有效的责任政府,整合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力量,共同建设温州高品质公共生活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三个基本矛盾,即经济高速发展与市场秩序混乱并存、政治基本安定与严重社会矛盾并存和国家治理有效与贪污腐败高发并存。

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从权力的社会本源性、权利的法治化保障的系统论证,到党、国家和领导人由于过度集权而导致负面影响的实践认知,再到制度不完善作为权力腐败根源的明确提出,最后到以制度化分权和制度化整合为手段、以提升制度执行力为内核的权力制约监督制度体系的初步构建,经历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的经典阐述到中国化的不断发展。梳理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对于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理论指导我国权力运行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整体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地方经验与作用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改革逻辑从精简转向整合。地方典型案例表明,地方政府开始更加注重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运行、组织服务、信息技术等多位一体的系统性改革和整体性治理。从长远看,这一改革内含的社会分权机制和基础性权力增长机制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纵深推进需要进一步实现四个转变:从碎片化改革向整体性设计转变,从权力本位向责任和服务本位转变,从过程导向向效果导向转变,从制度改革向制度与技术的融合创新转变。

改革创新与法治间的张力:廉政风险、内在机制及其治理

基于改革的突破性与法的安定性的基本属性,改革创新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张力。在具体实践中,违法改革创新存在着增量推进违法改革、填补空白违法改革、个案突破违法改革三种类型,上述三种模式分别从不同的机制形塑了地方政府基于违法改革创新的廉政风险。消解这一廉政风险,需要走向法治化的纵向府际关系,从而消除改革创新与法治间的张力。

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内在逻辑

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需要认清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内在逻辑。文章认为,决策活动、执行活动与监督活动的三事分工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逻辑起点;决策职能、执行职能与监督职能的三职分定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关键环节;决策责任、执行责任与监督责任的三责分置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核心要素;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三权分立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逻辑结果。概言之,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内在逻辑是:三事分工→三职分定→三责分置→三权分立。这一逻辑揭示出,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分析方式。

央地二元互动下地方政府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的内在逻辑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类核心行动者,它们具有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径和行动策略,即中央"简政放权"和地方"相对集中"。中央政府侧重于精简、下放审批事项;而地方政府承接所下放的审批事项后则以审批权的相对集中行使为核心特征。两者形成央地二元互动的改革总路径。行政服务中心模式经"两集中、两到位"等改革的过渡,逐渐转向行政审批局模式,反映了地方政府行政审批权不断"相对集中"的变迁过程。而这一变迁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其内在的制度逻辑——集权逻辑和控权逻辑的作用和影响。地方政府通过规避政治风险并提高审批效能寻求制度变迁收益的最大化,形成了集权逻辑。同时为了防范廉政风险,地方政府需要将相对集中后的审批权加以监督和制约,由此构成了控权逻辑。寻求两种制度逻辑间的平衡则是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得以产生并不断演化的关键所在。

“三元互动结构”:制度逻辑、内在张力及其重构

文章试图进一步阐释基于整体性视角建构的中国国家治理的三元互动结构,并指出"三元互动结构"中"一统体制与地方分治"、"多重目标与行为选择"以及"底线合作与激励差异"的内在核心逻辑。"三元互动结构"治理机制在现实中存在着深刻的治理困境,摆脱这一困境应走向以善治为终极目标的多元参与共治格局,通过新的三元主体间关系重构国家治理中的互动机制,引致治理绩效与政权稳定间兼顾的善治模式。

功能性分权与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体系——陈国权教授与景跃进等教授的学术对话

政治权力的制约监督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命题,关于权力制约监督的思考更是贯穿于近现代政治文明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发展之中。陈国权教授及其团队长期致力于相关议题的研究,系统构建了功能性分权理论体系。2020年3月,陈国权教授约请相关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对如何深化中国特色权力制约监督理论体系的研究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会学者分别从功能性分权理论的时代意义、研究对象、核心目标、逻辑演进等角度进行了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辨析,并对功能性分权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启发性建议。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权的行使机制

人大监督权的正式确立以“五四宪法”为起点，伴随着宪法的修改和相关法案的出台，人大监督制度也经历了“确立－缺位－虚置－复位”的曲折发展与多次变迁。2006年8月监督法的出台，进一步规范了人大常委会实施监督的形式和程序，通过对七种监督形式的细化，突出了监督重点，强调监督实效，并始终贯彻“监督者受监督”的理念，使我国人大监督权从宪法的原则性规定落实到了实践操作的层面。综合现有的十余部相关法律法规，我国人大监督权是涉及多主体、多对象、多项内容的复杂体系。为更清晰地梳理和掌握这一复杂规范体系，基于对权力结构的研究，在当代中国权力结构中以人大为中心构建人大监督体系，并依据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运行规则的差异推导出相应监督规则的差异化要求（参看下图）。

走向权力法治与廉政治理--陈国权教授访谈录

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呈现出"系统性腐败"的特征,其背后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高廉政风险。陈国权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系统性地论述了政企统合治理模式中所隐含的高廉政风险以及地方政府既建设法治又破坏法治的矛盾现象。"法治悖论"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治理中存在着三重逻辑,经济逻辑往往优先于法制逻辑。为此,只有建立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法治控权,强调监督与制约并重,完善廉政问责机制,才能真正走向权力法治和廉政治理。

基于危机综合管理能力建设的危机形态及机理分析

提高危机管理能力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共识和迫切需求。危机管理能力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应该与危机的性质、特征相匹配,不同的危机形态有不同的应急能力要求。危机的系统性特征、关节点相扣的生命周期演化过程、常规与非常规的性质差异、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视角,决定了危机管理是一个前端风险管理和后端应急管理、事件管理与传播管理、常规应对和非常规应对相统一的综合过程。

机关价值提炼应增加一种历史使命感

机关价值如何提升不仅国内关注,目前也是国际上普遍关注的问题。将我们机关的核心价值观确定为"为人民服务",是非常精辟的概括。但人民的诉求具有时代的特性,为人民服务要赋予它时代的意义与精神。今天我国贫富差距严重,为人民服务就要高度重视公正问题。

治理转型与复合素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保障。俞可平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国家治理的有机整体。其中,制度建设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