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范围之解释

《立法法》修订已两年有余,一直颇有争议的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范围条款通过实践获得了更多的评析基础。重新审视立法"范围",就会发现权利保护、地方改革指引、试验性城市立法是可以部分描述这种缘由的;而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的问题而言,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需有更清晰的界定,但事实上,对三类范围边界的解释又存在难度;除此之外,范围条款还存在其他解释余地。可预见设区的市将继续延展立法范围,从而形成对《立法法》72条第2款的实践性解释优势。

大学生参与社区居家养老志愿服务长效机制探讨——以杭州市为例

服务资源供求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社区居家养老发展的重要因素。志愿服务的风险责任机制不明确,缺乏专业化的对志愿服务的引导与培训,在校大学生志愿服务缺乏连续性等因素,是阻碍大学生团体参与为老服务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建立基于线上APP平台的双层机制的设想,即以大学生志愿者与老年人为供需主体构成核心圈,解决服务与需求的匹配;以政府、高校、社区三个主体构成外围圈层,为志愿服务保驾护航,同时对政府、高校与社区作了责任的界定。

杭州市国际化战略行动中公共标识外文使用的政府管理研究

杭州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世界休闲之都、国际会展城市、历史文化名城，拥有西湖和运河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即将承办G20峰会、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及世界游泳大会、亚运会等重大国际会议与赛事。2015年5月1日，《杭州市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行动纲要（2015-2017年）》（以下简称《国际化行动纲要》）提出，2017年前，杭州市将初步建成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届时，杭州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来杭旅游、投资、居住、求学。

杭州应系统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精细化建设

治理意味着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共治。杭州的社会治理早己超越了这一普遍性原理的共识阶段,而以丰富的治理成果与实践经验领全国风气之先,进入了社会治理进一步现代化、精细化的建设阶段,但对标于国际名城的基准,这仍是不小的挑战。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城市治理与立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治理是一系列政策工具的组合,而非单一、固定施政模式。

国内外城市滨水区域立法模式及其对“拥江发展”建设的启示

城市滨水区域是城市发展中的关键资源和环境载体。国内外大多数著名城市滨水区域都经历过"兴盛—衰败—复兴"的过程。通过立法实现对城市滨水区域的整体布局、统一规划,是国内外许多城市的共同经验。"拥江发展"是杭州城市格局的重大跨越,也意味着沿钱塘江滨水区域的重大发展契机。应当从加快"拥江发展"专项立法进度、立法明确"拥江发展"管理体制机制、立法明确"拥江发展"规划体系法律地位等方面,尽快推动"拥江发展"法律保障体系建设。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管委会-公司”模式的治理绩效与控权困境——基于一项典型案例的研究

"管委会-公司"是地方政府在进行特定区域开发和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时经常采用的组织架构,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经营"策略在当前阶段的典型表现,也是与地方政府"经营土地"战略高度契合的一种组织性治理工具。通过"管委会-公司"式的组织架构,地方政府在城市经营领域获得了高治理绩效,但"政府-企业"权力的混同以及控权机制的缺失也导致了权力滥用的高风险。原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委员会-运河集团"是典型的"管委会-公司"式组织架构,其组织绩效、权力运作模式以及当前拆分改组的路径,能够反映出这种发展模式当前面临的制度困境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教育新共同体:“名校集团化”办学模式的转型——以杭州市江干区为例

从“基础条件均衡”迈向“优质均衡”是今天我国基础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多个地区都开展了积极探索,其中以杭州为代表的“名校集团化”是其中代表模式之一。开展十年来,“名校集团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而杭州市江干区在“名校集团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教育新共同体”模式,在外部优质资源引入、办学主体间伙伴关系、学校特色培育以及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其经验对于当前“名校集团化”办学模式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社会转型中的农民政治信任问题与对策——以杭州为例

政治信任作为政治资本的核心要素,包括民众对政治共同体的信任、对各级政府的信任与对政治精英的信任三个层面.在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的政治信任出现认知基础模糊、资源流失严重、层级差异明显、效能感较低、表达方式非制度化等问题,这是政治信任模式衔接失调、社会分配不公平、权力运作不规范、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传统文化惯性影响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从深化农村社会体制改革、健全多元沟通机制、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丰富公共参与方式、加强道德诚信教育等方面加以解决.

杭州市旅游目的地监管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旅游目的地监管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杭州市旅游目的地监管起步早、起点高,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统一认识、理顺体制、完善机制、夯实基础、增强保障、强化问责、提升服务、推进创新等方面加以解决。

从民办非企业单位到社会服务机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着重指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有利于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有利于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老式社区“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探讨——以杭州为例

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必然要求。＂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具有智能便捷、节约资源、满足个性化需求等优势,能较为有效地解决当前社区居家养老中服务质量不高、服务虚化、人手不足等问题。本文根据杭州14个老式社区居家养老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老式社区的居家养老中引入＂互联网＋＂模式,并做了初步的方案设计,为发展居家养老事业,解决愈益急迫的养老问题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