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学中的“善”

古希腊文学非常重视对“善”的追求,但他们判断“善”的标准有些特殊:他们的“善”与“幸福”紧密相连,善良的人不会羞于谈论自己的利益,往往把“幸福”当作善的不可或缺的成分来追求;他们的“善”是一种功能,必须通过积极的行动体现出来,而不是静止的个人修养;他们“善”的还具有“优秀”的意思,与勇敢、智慧、力量等概念相联系,与软弱是不相容的;对这种“善”的热衷容易滑向“善”的反面。

吴兴华的莎士比亚研究

吴兴华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谈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并仔细比较了《威尼斯商人》和作为该剧原型的意大利故事,发现莎士比亚突出的是借贷资本家夏洛克和商业资本家安东尼奥的矛盾,整个剧本以这个冲突为核心,而非以种族矛盾或者个人仇恨为核心,对金钱至上的商业精神和冷酷的法律精神进行了批评。吴兴华认为,波希雅和她所强调的仁慈是拯救资本主义的真正良药,但她的理想具有乌托邦色彩,难以付诸实践,只有在后来的悲剧中,莎士比亚才合理地把善恶双方摆到了旗鼓相当的层面上。

《飘》中的家园意识探究

对《飘》的研究多从小说南北内战的历史背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人物的性格分析,以及南北方的文化冲突等等几个方面。更多的人把它当作一个爱情故事看待。家园意识是贯穿于全文的一个重要主题,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而且也使小说的叙事结构完整统一。家园意识也是维系斯卡雷特与美国南方传统的纽带。正是强烈的家园意识使斯卡雷特不断获得力量,坚定地在乱世中生存和奋斗下去。

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之立场、方法和视野

在＂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格局尚未根本扭转的现状下,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立场,在多种文化交锋、交流、交融的对话过程中,用中华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洞察、吸纳、消融和改写国外优秀思想。

霍加斯出版社与英国现代主义形成和发展

英国的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1917～1987年）,由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夫妇共同创建和经营。在前30年的出版历程中（后40年并入查特与温达斯出版社,维持其原有出版风格）,它出版了弗吉尼亚.伍尔夫、T.S.艾略特、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等英国作家的作品,引进了弗洛伊德、琼斯等心理学家的系列作品,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国小说家的作品,在催生和推进英国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与评论总貌的量化研究

通过量化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二十世纪中国学人翻译了三万一千八百八十五册外国文学作品和一千五百八十册外国的文学研究著作,出版了二千三百九十一册本国人研究外国文学的著作,三者在六大洲的平均分布比例为:欧洲69.85%、北美洲14.69%、亚洲13.31%、拉丁美洲1.23%、非洲0.37%、大洋洲0.50%;三类著作之和最多的前十个国家为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印度、西班牙;最受欢迎的十位作家为托尔斯泰、高尔基、莎士比亚、屠格涅夫、狄更斯、巴尔扎克、柯南道尔、安徒生、契诃夫、凡尔纳;人们最喜爱的十部著作为《天方夜谭》、《战争与和平》、《鲁滨孙漂流记》、《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茶花女遗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堂吉诃德》、《简爱》、《基督山伯爵》。

高校应注重人文教育和人性化管理

本文从教师的"传道"职能谈起,返观大学的职能,由此聚焦人文教育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剖析人们对教师以及大学职能的错误认识,指出量化评估体系的偏狭之处,并结合现今人文教育疲软现状,提出改进建议,强调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意义。

文学想象的认知基础——论斯卡利的《由书而梦》

斯卡利的《由书而梦》探讨了现实中的想象和文学中的想象的区别,认为想象出来的东西单薄而没有坚硬性,但作家往往让这样的物体在另一个物体上移动,以显示出后者的坚硬性,并产生触摸的感觉,使图像变得清晰;她还认为想象出来的物体缺乏持续性,不容易移动,但作家可以巧妙地利用明亮的光照、稀薄性、添加和删减、伸展和褶曲等特性,促使图像运动起来;她还发现,花的特点最符合想象的要求,显得美丽而且适合于运动,特别受到作家的青睐,甚至可以作为形象地描写别的物体及其运动的良好媒介。

莎剧与戏曲的结构比较

莎士比亚的戏剧和中国戏曲都打破了三一律,有着自由的时空结构和从头到尾按顺序安排的戏剧行动;都可以把悲喜成分混合;但莎剧的自由度比较小,而戏曲几乎不受限制;莎剧的结尾悲喜分明,而戏曲的结尾基本都是大团圆的。莎剧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法则,在剧坛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戏曲则完全无视这些法则的存在,并因此显示出与西方戏剧迥异的审美特点。

用能指建构的乌托邦——谈语言派诗歌

语言派诗人试图拆除所指的谬误,故意疏远充斥着意识形态和商品拜物教的所指世界,认为诗歌不是模仿性和工具性的,而是一个自足的能指的游戏;诗歌作为能指的王国不是自然而然地来自作者的心灵,而是作者自觉地建构起来的语言的乌托邦,服从于词汇、语法的法则;作者无法对已经完成的文本发号施令,也无法指挥读者,他甚至在创作的阶段就应该放弃自己的声音;分析西里曼的《阿尔巴尼》可以看到不少语言派诗歌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