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知识职能与文化使命——以留学生“非遗”传承教育项目为例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既具有实现技能跨文化迁移的知识职能,又承载着促进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文化使命。通过对“长三角”地区A高校留学生“非遗”传承教育项目的调查与分析,跨文化环境下的创新迁移与技能形成被证明同时依赖国际化的外在物质过程与创新本身所产生的内在驱动力,且后者具有更为长效的正向作用。同时,外语能力是影响跨文化环境下内、外向度创新迁移的重要因素;范例学习的作用在外语能力受限的前提下尤为显著。基于上述发现,高等职业教育实施主体可通过合理引导留学生加深对异质文化现象和符号的认知、提高留学生教育项目课程模块间的整合程度以及营造跨文化交流的育人环境等方式,优化培养过程。

康德与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的开设

康德是德国近代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也是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母校柯尼斯堡大学多次主讲教育学,并通过大学讲座来阐发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学说,对西方大学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利用笔者多年留学海外所收集到的重要史料,并主要参考欧美及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近代德国教育改革及大学发展的历史背景,着重考察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的有关情况及其影响,以期为我国西方教育史及教育学史的研究提供若干有益的素材,并藉以促进我国学界对西方近代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及从事教育学研究的探讨。

东南大学与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创建——以东大留美归国教育学者为中心的考察

国立东南大学创校校长郭秉文作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归国教育学博士,以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延揽汇聚了中国现代教育学史上最早的留学归国教育学者共同体,首开“寓师范于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传统;在积极引进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思潮并与中国本土教育变革实践相融合的过程中,东南大学教育学科在中西教育学术的会通中率先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作为中西文化、教育首次深度交融背景下的留学归国人员,东南大学教育学者共同体或许是在西学浸漫背景下维系中国文化传统,探索中国学术在传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合适人选。对于外来理论的引进与本土理论的改造,他们坚持自身所生发出的“中国化”意识,这是真正带有“本土感”的一种文化自觉。

当代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与高等教育新理念

本文分析了当代大学生心理发展的新面貌、新矛盾和新问题，提出了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创新变革的新理念：树立新的大学生心理发展观，树立新的大学生学习素养观，树立新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观，树立新的高等教育教师角色观，树立新的高等教育大学精神观，树立新的高等教育管理方式观。

凯洛夫《教育学》传入始末考

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导入和学习有着深刻的关联。凯洛夫《教育学》在 2 0世纪 5 0年代的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 ,5 0年代末至 60年代中期 ,我国学者对凯洛夫《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际的适应性问题产生了质疑 ,对学习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展开了反思 ,同时努力探索着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 2 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文革期间 ,凯洛夫《教育学》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学而大受批判 ,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偏离了正常运行的轨道。改革开放后 ,凯洛夫《教育学》

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变革与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研究型大学针对本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危机,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注重知识的广博,加强基础性课程,强调文理并重渗透,实施跨学科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计划设置和学生培养方案中,充分体现国际化教育的内涵;强化教学要素和教学环节,通过力行教授授课、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组织探索性学习、重视和加强教学研究,着力提升教学品质,从而有效地加强和改进了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变革、探索和创新,为我国研究型大学重新审视本科教育的地位和使命,以及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提供了借鉴。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

凯洛夫《教育学》自 2 0世纪 5 0年代传入中国后 ,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中国古有的教育传统为它奠定了心理基础 ;二是传统教育学为它奠定了学术基础 ;三是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是最根本的原因。但凯洛夫《教育学》毕竟属于传统教育学 ,中国的现实正在发生巨变 ,它需要。

王国维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导入

王国维 (1877— 192 7)是近代中国导入西方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之一。2 0世纪初 ,他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期刊《教育世界》 ,在广泛介绍日本、欧美教育制度以及西方教育科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 ,比较系统地导入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及其理论基础———以康德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的西方近代伦理学和心理学 ,对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及影响。

近代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北高师和南高师为中心

民国初期,近代高等师范学校成为我国教育学科建立与发展的中心。尤其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形成了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教师群体,在教育学科建设的学术化、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科学化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方面建树良多,从而对加速中国教育学科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教育学者介入实践的方法论思考——关于“局内人”、“局外人”信条的反审与重构

教育学者介入实践,是对传统的"局内人"信条与"局外人"信条的方法论突破。它改变了教育学者和教师的习惯性生存方式,实现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相互滋养与双向建构。教育学者介入实践,必须在疏远与接近、"抽离"与"卷入"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保持对研究对象群体的疏远,是为了对研究对象保持一种陌生化和理性化,以便能够有充分的思维空间,以审视的立场来研究它;接近研究对象,是为了获得对它的切身感受,获得更为深刻的内心体验。教育学者介入实践,是一种双重介入,因而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是两种不同行动主体各自的生活和彼此的交往方式。

教育学面临的几个挑战

学科意义上的教育学是人们认识和研究教育问题的知识体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自产生至今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但其学科地位却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面对教育学存在的这一现状,反思教育学的困境、拯救教育学的命运,已成为今日教育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立足于知识、人和实践三个层面的教育学发展是教育学存在的客观要求,否则教育学终将走向死亡的深。

浙江省发展老年教育的挑战与对策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加快发展老年教育已成为一项紧迫课题。浙江省老年教育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面临着资源供不应求、课程与教学较为单一、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挑战。为应对挑战,浙江省正在积极健全老年教育管理制度、完善老年教育相关政策、增强老年教育办学灵活性。今后,浙江省发展老年教育应处理好老年教育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关系、老年教育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老年教育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关系。

浙江省基础教育投资差异分析

本文是对浙江省区基础教育生均经费差异的研究 ,主要分析了浙江省各市县初等和中等教育经费的差异 ,浙江省各地区间、中心城市、地区内县级市县之间教育经费的差异 ,以及影响浙江省基础教育经费差异的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浙江省普通中小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在各县的差异仍十分明显 ,缩小中小学生生均经费配置差异对于省级政府是一项重要任务。建议结合各地教育筹资能力和学生教育需要建立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

浅析面临挑战与机遇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

存在于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由来已久的教学与科研的紧张关系直接导致本科教育的削弱和水平下降。文章分别从本科教育的五项内容———课程、学生、教学、校园文化和师资所存在的问题与应该达到要求出发 ,探寻了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定位及优势 ;并指出了今后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发展趋势 :利用优势重构系统 ,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 ,走与工业企业结合、提高学生创造能力的途径。

教育学者面对实践的心态与角色立场

走进实践不但不是解决理论问题的万能钥匙，而且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因此，教育学者应当对进入实践的心态与姿态进行深入反思，改变专家心态、精英心态、资料榨取心态和替代心态，尝试建构一种“参与性行动者”立场。

浙江省企业科技人员继续教育和培训探究

企业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浙江企业科技人员继续教育和培训存在经费支持力度不够、政策法规执行不力、缺乏个性化安排及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社会力量办学缺失等问题。可以从经费支持、立法保障、政府干预、社会参与、依托高校、开展个性化教育6个方面进行改革，尤其是要在开展个性化继续教育上有所创新。

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先驱者孙诒让

孙诒让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浙江兴学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自１８９６年起，先以私人名义在家乡陆续创办瑞安学计馆、瑞安方言馆、温州蚕学馆和瑞平化学馆等专门学堂，其后又以学务官身份在温州、处州两府１６个县推动小学和中学的设立。他兴办的新式学堂以学西学、培养实用人才而名噪一时，也因绅商集资兴办的方式引人注目。他从事的兴学活动，不仅使浙南的教育萌发了生机。

独立自主的中国教育学何以可能——知识生产方式的视角

教育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反思与重建对实现中国教育学的独立有重要意义。他国导向型、他学科导向型、政府规划导向型和社会需要导向型知识生产方式并不能实现中国教育学的独立。应从知识生产者个人、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着手重建教育学知识生产方式。

呼之欲出的网络教育学

本文从技术发展、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三个层面 ,讨论了研究和建立网络教育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对网络教育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进行了初步界定 ,最后以寻找问题的方式 ,探索性地提出了网络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主要的构成部分 。

达特茅斯学院案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公私之辨

达特茅斯学院案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该案的意义和影响方面,国内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它划分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公私界限。然而,这个结论却缺乏一定的历史根据。本文通过运用史料和国外研究成果,基于对文献的分析和史实的考察,重新认识关于该案划分公私界限的历史评价。本文认为,该案的关键不在于高等教育的公私性质而是对财产权的保护,案件最后的判决只是对高等教育的公私性质做出了模糊的界定而没有在事实上划分高等教育的公私界限,美国高等教育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清晰的公私性质之分,马歇尔和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公私问题的论述已经被很多研究者和大法官所抛弃。公立和私立这种看待美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维度应该被纠正,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从未被单一力量所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