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不起诉的实践适用与体系完善——基于《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前后的实证比较

醉驾不起诉存在地方标准多元、司法实践不统一等问题。实证研究发现:《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前,醉驾不起诉裁量存在地方差异显著、裁量要素不全、从重情节权重过大等问题,《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后,仅在特定情形下统一了司法执法标准,但仍未改变裁量失衡问题,以致于并未激活相对不起诉的制度效能。究其原因,《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采用了“但书”出罪路径,保留了“无从重情节”的规范要求以及存在部分法理依据不明的规定。为此,需要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完善构建醉驾不起诉适用体系:一是在“起诉基础-起诉必要”结构下厘清刑事出罪体系;二是明确法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谨慎适用“但书”出罪,推动塑成相对不起诉的裁量理念,引导相对不起诉的合理适用。

司法鉴定法律的二元结构分析

司法鉴定作为司法中的专家鉴别活动与意见证据具有多面性。为保障其客观、公正、科学、可信,需要不同的法律从不同的方面予以规范。在这些法律中存在不同类型的二元结构,包括司法鉴定法律关系中“生产者”和“使用者”的主体二元性、司法鉴定法律的行政管理与司法程序的二元性、司法鉴定在诉讼程序中的二元性等。不同法律因功能的差异及对司法鉴定的不同规制易产生龃龉,因此需要协调解决此类问题。通过对司法鉴定法律的二元结构分析,立足剖析问题及缘由,确立解决二元结构协调问题的原则,为消解二元结构法律问题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

“少捕慎诉慎押”的法理分析

自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确立为刑事司法政策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积极致力于该政策的落实,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目前对于“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解仍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入,政策的落实也存在“少捕”“慎诉”与“慎押”的效应未能全面展开等问题,尤其是在有关“醉驾罪”“帮信罪”等体量较大的轻罪治理中,“少捕慎诉慎押”尚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与该政策指向轻罪治理完善的宗旨不相符。基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应当在准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的含义与明确其意义的基础上,认识该项政策的宗旨以及出台背景,分析其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以推动该项政策在轻罪治理中普遍、长期、稳定有效的落实。

论不法侵害的开始:反击性防卫权与预防性防卫权二元论

通说以实行行为为基础判断不法侵害,未注意到法官事后定罪的对象有别于防卫对象,不当限制了防卫权限。防卫人判断不法侵害的危险程度时,不能只依据客观行为,也要考虑行为人的因素,即侵害者的人身危险性。如果考虑初犯可能性,则侵害人开始严重暴力犯罪的预备行为或做出犯意表示之时,可以有条件地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持有危险武器、亮出性侵器官等准备工具行为,原因行为、侵入住宅等制造条件行为,虽然不属于实行行为,但若表现出了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高度可能性,可以有条件地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此外,黑社会成员、有暴力犯罪前科者等的人身危险性更高,因而,对这些特殊危险主体的不法侵害可以采用较高的防卫权限。

政府履行数据安全保障义务研究--以企业报送数据为视角

在数字政府战略背景下,政府基于公共目的要求企业报送的数据有不断增多的趋势。目前,因法律规定不明确和行政权力缺乏监督等原因,政府对企业报送数据的安全保障存在诸多不足,尤其在数据收集及其后的处理环节存在安全隐患。为促进政府履行数据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对平衡理论,政府应完善数据安全保障措施,以防企业报送数据过程成为数据泄露的风险点。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综合治理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司法实践为研究样本

"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驶行为的治理效果明显。但在司法实践中,"醉驾"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案件数量增长迅猛,持续保持高位;犯罪情节大都轻微,司法处置宽缓;各地执行存在差异,争议问题增多;司法效能严重制约,负面效应显现等。经统计分析,"醉驾"犯罪治理主要存在案件证据的"薄弱"、司法适用的实践争议和行为规制的"潜在漏洞"三大症结。为解决上述问题,在现行刑事法体系下,应从诉源治理的角度出发,建立刑法统一适用规则,完善犯罪打击处遇体系,释放认罪认罚制度效能,构建犯罪源头防控系统。

论司法证明中经验法则的双层内涵与核心特征

司法证明中经验法则的内涵应从两个层面界定:抽象意义上,经验法则是从过往经验事实中归纳抽象所得的,能够反映事物属性和事物间联系的知识或规律。具体适用时,经验法则的本质是法官主观认为可信的个性经验认识。经验法则的核心特征是确定性占主导的主观盖然性。鉴于双层内涵和盖然性特征,经验法则在司法证明中的运用逻辑是围绕“危险但必要”展开的。由此而言,经验法则虽被冠以“法则”之名,但并不具有法则之刚性效力,仅可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心证基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新发展——《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解析

2019年10月《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新发展。《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些内容,包括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大意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四项基本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指导意见》强化了权利保护的规定,提出了"有效法律帮助"的要求,在强化被追诉人权利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被害方权益的保障。此外,《指导意见》还细化了职能部门的职权,填补了相关制度的若干空白。《指导意见》的出台推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展,但不是发展的终结,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新发展的基础上,仍存在一些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我国近年来刑事辩护制度实施报告

近年来,刑事辩护制度的新发展主要包括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试点工作、认罪认罚制度中刑事辩护形式的变化、程序性辩护策略的兴起、有效辩护理念的深入以及《法律援助法》对刑事辩护的推动等。当前刑事辩护制度实施中的问题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即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的分界、委托辩护律师与法援律师的"冲突"、辩护律师阅卷权与调查取证权的保障、庭前与庭审中的供述和辩解之效力、认罪认罚制度中的刑事辩护以及一体化办案机制与在线诉讼机制对刑事辩护的冲击。问题的原因,源于与刑事辩护制度相关的几对矛盾关系,如刑事辩护大发展的需要与对刑事辩护功能仍有疑虑之矛盾、刑事辩护数量发展与品质提升之矛盾、弱势的辩护需要强势的职权机关为其保障之矛盾、有利于刑事辩护的规则未能落实并缺乏程序性法律后果保障之矛盾以及刑事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分设之矛盾。为解决刑事辩护实践中的问题,应持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在实践中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保障辩护权原则以及保障程序尊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