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区域环境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检讨和省思

方兴未艾的环境史视野和方法可为江南区域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东南沿海源于地理区位的原始自然生态条件,规范了以水利开发为枢纽的区域农业经济和文明形态的指向。进入帝国时代以来的分分合合、起起伏伏历程中,长江中下游自然资源的优势日渐发挥出来,其经济在六朝时期稳步增长,终于超过了成熟开发早的黄河流域,尽管政治中心大多依然在北方。元明清阶段的长江三角洲形成了以平原稻田为核心、商品化的多种经营为特色的区域环境—经济—文化模式,不但在生产力、物质财富上,在全国独占鳌头,而且也展现出一定时空单位内自然与人为良性相互作用的美景。然而,竭尽自然资源的“江南模式”从长期环境后果看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其“先进性”的进一步突破也湮没在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和王朝循复的轨辙里,没有出现如“英格兰模式”那样现代性的滥觞。

差异性与一体化:帝国与区域视野中的中国大运河及其历史遗产

恰当地评估大运河的历史作用及其在今天的历史遗产,需要考稽不同历史阶段它在帝国与众多个性不同的区域里的并不完全协和的角色。隋唐以来的大运河,特别是在其作为帝国生命线的明清阶段,是大陆型中华帝国政治经济战略部署的核心内容。中央政府通过作为运输漕粮的运河的管统,有效地占有帝国的主要经济资源,实现了贯彻大一统政治经济整合的初衷,尽管穿越内陆腹地的运行代价异常高昂。然而,对地方而言,大运河重塑了沿线各个区域的自然与社会构造,左右了其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起伏,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消极作用,因地、因时而异。但整体上说,大运河深化了不同的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模式,并且促使了各个文明区域之间的互动和汇通,从而推进了“多元一体”传统文明的丰富和提升。而开埠以来,失去了国家力量的大运河的不同河段和各个区域又发生戏剧般变化,使我们看到历史运动中的延续与变异。

海外学科体系对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构建的启示

“中外关系史”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历史学科——通常被归诸“专门史”,但我们不应将其限定在“中外交往”“中外交流”的层面上。正如不少学者在尝试进行的研究,中外关系史可以从更宽广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交融的视域中出发,既可以研究不同文明、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相遇、对抗、交流、汇通,也可以在不同文明、文明的“接触带”及其机制中体察、比较和理解各0的性质、认同及变动轨辙的特征。

阅读·思考·研究·写作:习史随感举凡

学问无论西东,都是对普遍真理和价值的求索。所以,各个不同文化背景里的史学研究虽然路数不尽一致,但差异主要体现在深度和高度上,并上升到学理层次。影响甚久的"西方中心论"源于近代以来欧美领引世界文明进步的霸权角色和话语,而包括史观在内的现代理论体系多由"西方"学者从西方历史经验提炼而来,兼具普遍的适用性和难以覆盖各个时空的局限性。所以对其的挑战不能陷入非此即彼逻辑,而更应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相互观察与比较的参照系。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始于西学东渐,所以无法置身于生生不息的世界学术共同体之外。一个优秀历史学者的素质培养,需要通过阅读、教育、研究诸环节,锻造合理的知识结构,并特别加强统辖整体性知识的理论的训练,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带有思想性宏大命题的演进。在这个过程和工序里,解读文献时需要具备在"事实"与记载、"历史"与"现实"之间保持"距离"的意识;而叙事的构建须遵循章法和规矩,才能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与思想贡献。

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管见——读《世界中国学概论》

从“汉学”到“中国研究”的沿革植根于西方文化、学术自身的变迁,其外因则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转换。而中国本土的现代中国研究的滥觞和变动,与域外的中国研究、全球化的学术和思想体系亦不无关系。因此今天对世界中国学的重新定位,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学者应如何进入变动着的人类学术—思想共同体的思考。西方和中国的学术、思想虽脉络不同,但均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同享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情愫、理解和体认,有互动、互溶的物质的和思想的基础和诉求。中国学者以开放的、包容的、平等的心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其间,强化理论学习,发挥本土学者的传统文化遗产和临场现实意识的优势,将收获所得转化为共通的世界性知识和理念,推进作为整体的中国研究,并提炼其可以影响到其他学科专业的理论和方法。

郑和下西洋军事行动的研究述评——兼析海外“原始殖民主义论”的若干论调

中外学者在评价郑和航行中的军事行动这一问题上争议不断。多数中国学者肯定郑和为开创和维持安定和平的国际关系做出的努力,而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郑和的武力使用是对当地的“侵略性”干预,甚或为其贴上了“原始殖民主义”的标签。扼要检讨近四十年来中国学界关于郑和下西洋中的军事行动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辨,对“中”“西”学者之间异同的论点进行对比分析。勿论中国主流学界的某种预定性立场,抑或似是而非的中、西二分法,可以认为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下,郑和审慎地借助武力以维系“和谐”的国际关系,与半个世纪之后欧洲冒险家、商人、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野蛮干涉、占领、压迫的行径有本质的区别。

一座中国北方城市的江南认同:帝国晚期济宁城市文化的形成

本文勾画明清时期济宁的文化景象,并探讨构织起其南方城市认同的缘由。本文首先考察运输、通讯和城市化如何塑造了济宁的经济取向和社会构成,因为它们导致了别具一格的地方文化的繁荣。本文认为,以京杭大运河为依托,济宁在明清帝国经济和文化网络上连接南北的特殊位置使其具有了来自南方为主的多种外来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因素。济宁盎然的南方城市生机体现在其物质景观、人文精神、社会成分,以及日常生活的构造和结构中。与同时代的南方同伴一样,具备很高文化素质的明清济宁士绅积极从事地方城市文化和地方社会建设,而他们的这些活动显然在形式和风格上源生于在江南地区更为精致、卓越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形式。

郑和下西洋军事行动的研究述评

1.永乐皇帝朝贡体系下的国际交流和世界秩序。一些国内学者指出了利用朝贡关系来促进国际交流的郑和模式的优势:一种政治策动的、国家运营的海洋工程。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实现永乐皇帝令天下称臣纳贡的蓝图,郑和船队把中国的海疆推向了空前的远方,中、西学者的史实考据大略一致,但评价标准存在差异。

非虚构写作与中国记忆——文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对话

近年来,中国的非虚构写作领域力作频出。非虚构这一形式为捕捉时代之风提供了丰富可能,同时天然地包含着跨学科特征。为此,《探索与争鸣》组织了以“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中国”为主题的跨学科系列论坛。首场论坛基于文学与社会学跨学科对话,相关成果刊发于2021年第8期。2021年9月25日,本刊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举办第二场论坛,主题为“非虚构写作与中国记忆——文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对话”。聚焦非虚构写作的话语与意义、历史与叙事、记忆与真实等维度,与会的文学和史学学者展开了深度交流。现将专家观点与现场讨论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笔谈：历史视野中的水环境与水资源

水乃生命之源,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水资源的治理、利用贯穿整个人类史。在中国古代,如何处理黄河、长江两大水系问题是解决国家水资源问题中至关重要的环境议题,对此,中华民族在与自然持久的互动中始终积极作为。这样的努力同样体现在对大运河水利网络的部署中。历史表明,从最基本的民间生活用水所需到国家层面的水治理战略,从内地城乡生活用水的匮乏到沿海居民获取淡水的艰难,水在社会的各个层次和角落里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历史视野中的水环境与水资源

关于长江中游区域环境史的再思考南德:三峡以下长江流域的一千公里曾是一个巨大的季节性湿地。通过建造堤坝和排水系统,人类逐渐将这些湿地变成了肥沃的农业区,现在这里已是数亿人的家园。长江流域水环境的治理过程历经两千多年,但尚未被充分理解。两湖平原的湿地是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湿地系统,至今洞庭湖系统中尚未被破坏的一小部分及鄱阳湖地区仍然是华中最重要的湿地。这些湿地常常冬季干旱,而夏季频发洪水。像两湖平原这样的大河漫滩平原在生态上却是物产极为丰饶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