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约车地方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以Q市为实证分析对象

网约车作为适应"互联网+"的运营模式,在各个地市出现后迅速发展壮大。与网约车相关的新的利益群体产生,动摇着原有的利益格局,由此新旧利益群体之间冲突不断。如何通过立法工作"分蛋糕",使利益各方满意,这十分考验立法机关的能力。通过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管理暂行办法》与Q、D、S、X四市的"暂行办法"或"实施细则"进行比较后,发现很难找出其中明显的"地域性"色彩。而事实上,地方立法应当体现地域特点与地方特色。在网约车地方立法过程中要运用利益位阶、成本效益、利益兼顾、利益倾斜保护等方法,充分地梳理整合司机、公司、乘客、地方政府各自的利益诉求及其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进行妥当权衡。对此,在地方立法实践中,还需要采取设置回复评论程序、淡化位阶意识、检测利益衡量方案、对立法空白合理弥补等措施对立法的效果进行改进。

论题学方法及其运用

在当今法治中国建设迈入方法论的时代,论题学方法作为一种异域的法律思维取向,其理论价值及司法应用前景,都值得进一步关注探究,据此提升司法决策的理性品格及回应实践能力。法学与论题学的交错耦合关系催生出论题学法学,动态地表征为目光往返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情境问题立场,而论题学法学必然蕴含着一种技术性指向的论题学方法。从可论辩性上看,论题学方法是一种似真的、可废止的司法论证方法,为论证的架构提供着正当性前提。以后果取向法律解释与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要点为分析对象,我们可以发现论题学方法发挥的论证功能是全方位的。论题学方法的裁判思维根据特定情境的个别需求,在法感一旧论题一修正一新论题一证立等来对旧、新论题进行螺旋式往返检验,不断检测出论题中过于盲目的非理性成分,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形成一种具体、妥当的对应关系,进而将最初的法感精确化为趋近于客观公正的裁决结论。

自然习惯与环境治理的冲突与调和——以农村“烧秸秆”行为为分析对象

“禁烧秸秆”和“烧秸秆”是一组基层政府环境治理与农村农业生产习惯之间矛盾的体现。随着“雾霾”问题从环境化向社会化转变,基层政府在处置“烧秸秆”行为引发环境污染问题上尽其所能,但是村民基于传统的自然习惯和农业生产的成本考量,仍无法完全放弃“烧秸秆”的行为。对此在治理手段上,基层政府对公权力的应用是否合宪以及正当,以及农民坚持烧秸秆行为是一种“公民冷漠”还是能够得到法律宽容,都值得深入探究证立。这种自然习惯与环境治理间冲突的调和路径可能在于降低村民守法的成本与保障执法的程序正义。

自然习惯与环境治理的冲突与调和——以农村“烧秸秆”行为为分析对象

'禁烧秸秆'和'烧秸秆'是一组基层政府环境治理与农村农业生产习惯之间矛盾的体现。随着'雾霾'问题从环境化向社会化转变,基层政府在处置'烧秸秆'行为引发环境污染问题上尽其所能,但是村民基于传统的自然习惯和农业生产的成本考量,仍无法完全放弃'烧秸秆'的行为。对此在治理手段上,基层政府对公权力的应用是否合宪以及正当,以及农民坚持烧秸秆行为是一种'公民冷漠'还是能够得到法律宽容,都值得深入探究证立。这种自然习惯与环境治理间冲突的调和路径可能在于降低村民守法的成本与保障执法的程序正义。

从古典到功利:“公民美德”的立法化拯救

从古典时期'公民美德'就作为城邦的集体主义体现,但在当下盛行的个体理性主义之中,很难再延续雅典时候的荣光。以时间叙述的脉络展开,从柏拉图《理想国》里对'公民美德'与善、城邦之间的关系,到卢梭将'公民美德'化为《爱弥儿》中内在的蕴意,最后到功利主义笼罩下的'公民冷漠',这种对'公民美德'的源流、培育以及所面临挑战的分析,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合理的论题:唤醒'公民美德'并不是'回归古典',而是依赖于立法化拯救,进而实现善治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