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社会学研究的三次浪潮:内在志向、社会位置与干预行为

知识人社会学理论的诞生始于知识界对现实的关怀,学术团体内部的反思则是该理论不断更新的主要动力。自20世纪以来,不同的学术团体根据各自的立场进行了知识建构,它们分别是:以关注知识人内在志向为核心的经典知识人社会学、以关注社会位置为核心的知识人场域社会学、以关注知识人干预行为为核心的干预社会学。这些丰富的理论洞见表明,学界关于知识人已经衰落的判断并非确定的社会现象,而是因为在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学界的反思中,知识的类型和知识人的面貌已发生了改变。

“士志于道”:基于社会学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志于道”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核心伦理精神,也是人文学科的重要议题。然而,从规范视角出发的研究难以分析思想的社会建制和运行方式,因此需要以经验研究的视角拓展思想史研究空间,这也是社会学本土化语境下求本寻根的学术探索。强调结构和能动性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而内在志向、社会位置和知识干预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体现新的研究范式,也从“道”的心智结构来源、社会条件和实现路径三个层面对“士志于道”进行了重新阐释。这一社会学探索能够从共时性和历时性方面勾勒知识人的面貌,有助于知识人承续传统,并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反思知识生产的方式,深入理解思想、个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

从“二元”到“双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浙江模式”探析

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中国大陆形成了模式多样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其中的"浙江模式"以"双低"为核心特点,并从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出发,按照"先工伤、后医疗、再养老"的理念安排各险种的建设顺序,辅以户籍制度的改革及就业服务与管理,取得一定进展。但依然存在整体社会保障水平较低、非缴费性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项目基本缺失、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参保受限、制度设计不完全适合农民工特点等问题。需从建设流动人口的"最低生存保障体制"、将农民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实行农民工分类分层保障等方面入手进行完善。

移民与移民社会问题研究——关于建构移民社会学的思考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社会流动的加快,移民和移民社会已经普遍存在。作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一种类型,移民社会特有的内涵及其多样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对现存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政策和社会和谐提出了挑战。因此,研究移民、移民社会问题,构建移民社会学理论体系,开创社会学的新兴分支学科,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移民社会与经济发展——以浙江温州为例

温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移民在温州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简述了温州移民社会的形成、范式,并深入探讨了其对温州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促进温州移民社会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对策思路。

计算社会学的基础问题及未来挑战

计算社会学是计算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面对作为典型的复杂性系统的社会,实证社会科学主要面临来自分析对象、研究者和研究设计的不确定性,以社会仿真和大数据分析为主要传统的计算社会科学可以积极应对实证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而作为计算社会科学分支的计算社会学具有学科交叉、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并行等特质,在回应实证主义面临的诸多困境时具有明显优势。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计算社会学的概念界定、学科边界、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认为计算社会学是以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将非介入方式收集的大规模数据与传统数据集相结合,挖掘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的规则和模式,用以解释人类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最后,提出化解国家定位与学科自觉、定性与定量、抽样调查与感应器使用等的内在张力是推动中国计算社会学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关于低工资的社会学思考

低工资现象伴随着我国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经历,但其潜在的危害性一直没能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A·伊曼纽尔关于“不平等交换”理论、沃勒斯坦对马克思“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发展以及马克斯·韦伯关于“不适者生存”理论的分析和解读,试图对低工资现象所谓的“优势”进行剖析,对低工资现象在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民族未来前景中潜在的危害做出分析,以引起国人对此的警觉。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笔谈

主持人按语: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全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

逸出结构的文化——文化社会学的新发展

在社会学研究中 ,文化一直被当作结构的“配角”,但是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却使文化获得了自主 ,甚至凌驾于结构之上 ,这引起了当代社会学家们对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 ,也导致了他们对文化内涵的重新理解 ,从而推动了当代文化社会学的发展。

救助管理制度的实践与社会反响——以浙江省三个地市为例

对浙江三个地市的实地调查显示,救助管理制度得到了普遍实行,成效初显,且外部溢出效应明显,但政策绩效并不理想,制度实施背后所凸显的理念矛盾仍然尖锐,基层的执政理念与现实行政逻辑都存在问题。总体来看,政府虽在舆论压力下实现了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制度转变,开始表现出对流动人口公民权利的承认与尊重,并认可国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义务,但从实际工作者的话语表达与实际行动来看,"公民权利至上"抑或"秩序压倒一切"的理念冲突依然突出,救助管理背后的行政逻辑依然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持城市对外来人口享受社会福祉的惯常排斥性。

历史社会学中的路径依赖:两种视角的分析

路径依赖理论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历史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基于对休厄尔、马奥尼等学者作品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将"路径依赖"理论总结为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并从理论特点、适用场合、分析方式(解释还是解读)等维度具体比较了两个视角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路径依赖理论不仅把时间性带回了历史社会学,也体现了赵鼎新所说的结构叙事和时间叙事的结合。本文同时认为路径依赖两个视角所蕴含的解释和解读分析其实并不互斥;解释和解读的融合、结构和时间叙事的结合都是历史社会学的题中之义。

知识研究与历史社会学

历史社会学第三波的发展不仅包括方法论与时间性转向,也内含研究议题的变革。本文从其中一个重要议题——知识研究出发,来讨论这些议题如何体现历史社会学的最新理论内核,并为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与可能性。文章重点阐释了知识-权力装置的建构、多元行动者及其场域、知识生产时刻这三个知识研究的可能面向,并回顾了诸多西方学界近期作品来加以阐发。

历史社会学中的文化与意义

文化和意义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解释?它们在历史社会学中具有什么样的角色和位置?尽管社会学家们对“文化”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但总体而言文化都与意义和意义实践相关;文化与意义因此也就密不可分。在对文化和历史社会学两个案例的分析基础上,本文区分了“文化作为变量”和“文化作为构成”这两种历史社会学运用文化解释的方式;两种方式各有其合法性,但“文化作为构成”常被忽略因而更需推进。此外,文化的历史社会学在认识论上至少也存在着“在案例中概括”和“在案例上概括”这两种理论化方式;历史社会学需要什么样的概括和理论化方式至今仍是个开放和有争议的话题。

何以为学:博士生学术职业社会化影响因素与路径探究

探讨博士生“何以为学”方能明确“何以为教”,了解博士生学术职业社会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动力机制,将有利于助推更多博士生实现从“学生”向“学者”身份的转换。本研究基于博士生学术职业社会化模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对我国1414位学术型博士生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来自导师、朋辈与学校的三维度支持对博士生的学术职业社会化进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介分析结果显示,学术创新能力与职业规划意识在三维度支持与博士生学术职业社会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是促进博士生“以学术为志”的重要路径。为更好帮助博士生实现学术职业社会化,应以深化导师评价体系改革为牵引,推动导师注重对博士生多层面支持、进一步强化立德树人意识;以优化学校支持服务体系为依托,营造良好校园学术文化氛围,构建多主体协同育人工作机制,不断提高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与职业规划意识。

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创新与“社会中国”的渐进式探索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跨省流动人口的迅速增长,对建立健全面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提出现实需求。“属地管理”的社会救助制度如何满足流动人口的救助需求,是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中国”愿景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对流动人口社会救助的已有探索、现实挑战和未来前景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社会救助的已有探索包括流动人口申请常住地社会救助和在常住地发起低保异地申办两个方面,前者包括面向常住人口的急难社会救助、专项救助和局部地区试点的基本生活救助,后者则包括低保跨省异地核对以及部分省份开放的辖域内的低保异地申办渠道。但是,依然存在地方财政压力以及跨地区政策待遇差异、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的跨区域联网程度以及低保异地核对的责任认定与分担的现实挑战。拓展流动人口救助政策可以沿着全面放开常住地急难社会救助、向流动人口逐步有条件开放专项救助和推进基本生活救助的跨省核对和异地申办的方向逐步推进。

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一个理论简史

行动的意外后果是人类活动的独有现象,社会学家默顿、吉登斯和贝克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的讨论。默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意外后果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和范畴提出来,从功能主义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作了具体的研究。吉登斯将意外后果的范围扩展到风险,直接把现代社会的意外和风险与专家知识的特征及其运用联系起来,从而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由于不满吉登斯过分强调专家知识的作用而忽视意外后果以及人们对它的无知的重要性,贝克从行动者之间基于社会分层和权力分化而在知识和理性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来解释意外后果和风险,认为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造成人们对意外后果和风险的无知,并使工业社会转变成风险社会。这三位社会学家还就意外后果和风险的预防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

国家、市民社会与公民权利——兼评我国近年来的市民社会话语

我国的市民社会话语一开始就是一种规范性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事实上,正如黑格尔、马克思早就分析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既有解放性,又有它的欠缺性、压迫性,就如同国家既有压迫性又有保护性一样。从维护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关键是如何防止市民社会的压迫性和国家的压迫性的重叠,进而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解放性、保护性来克服、遏止它们的压迫性。

公民权视野下的社会保障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基础是公民权利的理念;社会保障制度所直接对应和满足的是公民的社会权利,但是它实际上支持着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内的整个公民权利体系,反过来,基本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则既确保了公民之享有社会保障具有“应享权利”意义上的正当性,也为公民主动争取更多的应享权利提供了手段意义上的可能性;包括享有社会保障在内的公民权利必须要由公民的义务来对应和平衡,但这主要是在整体意义上的对应和总体水平(而非个体水平)上的平衡。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1978年以来的变化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是指国家在制定政策与实施政策上,以及在处理公共事务上,与民众进行沟通、协商与谈判的空间之大小。最近四十年(1978—2018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经历了先是逐渐增大、后又有所缩小的变化趋势。1978年至21世纪初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逐渐增大,表现为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自由空间的形成与扩大、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乡镇民主协商制度的探索与推广等等。最近十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并未延续此前增大的趋势,反而在一些重要维度上,其弹性有所缩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的此种变化,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结果。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民间调解功能实现的影响

尽管调解是一种在充分尊重当事人个人意愿前提下进行的纠纷解决方式 ,但纠纷的有效解决需要有权威的介入。在1949年以前和1949至1982年这两个时期 ,由于调解人员的权威均具有制度上和个人素质上的双重保障 ,民间调解功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在1982年以后这个时期 ,由于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个人素质上都难以确保调解人员拥有足够的权威去从事调解工作 ,乡村社会的民间调解制度未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其社会功能。